我的父亲最后战犯黄维

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的黄维，年方三十四，便荣任国民党王牌部队整编第18军的军长，事业可谓如日中天。然而，十年后，他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1948年底，身为第12兵团司令的黄维，在淮海战役中不幸被解放军俘虏，从此背负上了“战犯黄维”的恶名，开始了长达二十七年的改造生涯。1948年9月，黄慧南呱呱坠地之际，她的父亲黄维已被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卷入了战争的漩涡；而她的母亲蔡若曙，一位美丽的江南女子，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坚韧不拔地守护着一份感情，整整二十七年。二十七年的守望，最终换来的却是短暂的相聚一年。在这个大时代背景下，这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成为了另一个令人感慨万千的故事。

陌生的父亲

淮海战役，作为父亲军旅生涯的最后一战，亦是我们全家命运的转折点。直至多年之后，我才恍然大悟，那场战役对父亲而言，来得太过突然。母亲曾后来说起，我们家中在庐山拥有一座小别墅，每年夏季，全家人都会齐聚那里避暑消夏。1948年的那个夏天，父母亲照常前往庐山，哥哥姐姐们也纷纷从各自的学校归来，欢聚一堂。然而，不久后，父亲突然接到命令，要求他即刻下山，前往武汉。在与父亲分别之际，母亲怀抱着已九个月大的我，那副身形显得格外娇弱。

然而，在我出生前的一个月，父亲未能亲历我的降临。直到十七年后，我们父女才得以首次相见。

自幼，我便与母亲、外婆以及姨妈和姨夫同住。岁月流转，姨夫与姨妈始终视我为己出。姨夫名叫黄崇武，我自幼便将他误认为是亲生父亲。在求学期间，填写家庭关系表时，“父亲”和“母亲”一栏中，我总是填写姨夫和姨妈的名字。在家中，我称呼姨夫和姨妈为“爸爸”、“妈妈”，而用上海话称呼自己的亲生母亲为“姆妈”。成年后，我回想起，当时为何未曾意识到家中为何会有两位“妈妈”？然而，那时的我对此并无任何异样之感。

黄梅兴，姨夫的父亲，于1937年8月14日，淞沪抗战爆发次日，在指挥部队进攻上海虹口“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时，不幸中弹牺牲，成为淞沪抗战中首位为国家英勇献身的将领。鉴于黄梅兴与我的父亲，以及杜聿明等人均为黄埔一期同学，关系尤为亲密，他在牺牲后，黄埔军校的同学们对黄崇武给予了特别的关怀。黄崇武与这些将领的家属，如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等，也颇为熟络。姨妈比我母亲年轻十岁，她一直与母亲同住，两人也因此结缘。黄崇武自身亦是黄埔18期的优秀学员，曾于蒋纬国的装甲兵部队中担任军官。

成年之后，我才渐渐领悟，原来大人们一直在默默守护这个秘密，不愿让我的人生被父亲的过往所笼罩。正是他们的这份呵护，让我得以在无忧无虑的环境中成长，从未觉得自己与同龄人有所区别。我自幼成绩优异，老师和同学们对我都十分关爱，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初中三年级。当时，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决定参军入伍，在他即将离去的那天，他特意找到我，对我说：“你没有加入共青团并非你的过错，这完全是由于你父亲的原因。所以，你无需背上任何负担，只要你继续努力，未来依然有机会加入。”

他的话语让我困惑不解。归家之后，我向长辈们询问详情。那天，姨妈和姨夫首次正式与我谈论家事。自此，我才恍然大悟，自己的父亲竟是“战犯黄维”。那时，我即将迈入初中毕业的门槛，也首次在“父亲”一栏填写了“黄维”二字。关于“家庭出身”一栏应填写“反动军官”还是其他，众说纷纭，大人们为此争论了一段时间。

由于大人们在我面前鲜少提及他，对于这位父亲，我并未形成深刻的印象，总觉得他的存在与我的日常生活相去甚远。

黄慧南及母蔡若曙

转眼间，1965年的钟声已然敲响，我正处在高中二年级的学习生涯中。某日，正当我在课堂上专心听讲，教导主任突然将我叫出教室，说道：“你的父亲已抵达，现下正居住于锦江饭店，你不妨前去一晤。”我未经思考便应声答道：“不去。”然而，无论是学校还是家中，都纷纷劝说我改变主意，让我明白这不仅仅是一桩私事，更是一项不容推卸的政治责任，我不得不履行这一使命。

那日，姨夫引领我至锦江饭店。目睹父亲身影，我心中既未涌现出自然而然的亲近，亦未感到过分恐惧——早前于诸多历史文献中，黄维因淮海战役中拟释放毒气之举，给人以凶残魔王之感。然而，初次见面，我并未觉得他便是那样的人。彼时父亲尚在服刑改造之中，故而现场伴有几位身着公安制服的陌生人进行记录，我并未感到紧张，只是觉得情形颇为异样。

我向他高声呼唤“爸爸”，他的脸上洋溢着喜悦，不遗余力地寻找话题与我交谈。那次，父亲及一些战犯一同受邀参观，他们刚刚从杭州抵达上海，他兴奋地向我分享途中的种种见闻。那次的参观对他产生了极大的触动，他的思想转变也正是从那时开始的。

那一年父亲六十一岁，还很精神。虽然在此之前我们从未见过，但很显然他对我的所有情况都了解，他还问我以后想学什么，我能感觉得到他非常在意我。我后来才知道，早在50年代初，妈妈第一次去探视父亲时，父亲便让妈妈把我的照片寄给他看看，妈妈特地带我去照相馆拍了一次照片。后来沈醉告诉我：“你父亲在管理所中，始终将你的照片贴身携带，视若至宝。”

也许因为我出生的特殊，父亲似乎对我总有一种隐隐的歉疚之情。高中毕业后，我到东北插队，身体出了些状况。那时候父亲已经可以与家属通信，妈妈把我的情况在信里很详细地告诉他。父亲后来把他在里面劳动得到的钱攒下来，大概有200多元，寄给妈妈，让她给我看病用。我后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见到了负责父亲的那位管理员，他说：“别人都是将钱寄进管理所，而你父亲却是从管理所寄出，我在这管理众多战犯多年，还从未遇见过如此情形。”

命运转折

当得知我将奔赴战场，与解放军正面交锋之际，父亲将我们全家的安危托付给了姨夫。回想起那日，他或许已隐隐察觉到了不祥的气息。

1948年，国共两党间的军事决战局势日益凸显。同年8月，蒋介石对军队进行了整编，组建了由约12万人组成的第12兵团，被誉为国民党的精锐之师。当时，外界普遍推测18军军长胡琏将出任该兵团司令。然而，鉴于胡琏是陈诚的亲信，而陈诚与白崇禧等人物之间矛盾频发，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数年未曾重返战场的家父，最终成为了蒋介石手中的一枚重要棋子。

在国民党军中，父亲以其高洁与刚直而闻名，然亦有人谓其过于书卷气，不谙世事。然而，父亲早年军旅生涯颇为顺遂。1924年，他作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入学。毕业后，他在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以及对抗直系军阀孙传芳的战役中表现卓越，因而迅速获得了晋升。

很少有人知道的一点是，当年引导父亲考入黄埔军校的，竟然是方志敏。父亲与比他大四岁的方志敏早年都就读于江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他们志趣相投，在方志敏的建议下，两人一起到上海报考黄埔军校。不过，已秘密加入共产党的方志敏后来从上海改道回江西，发动了农民起义，走上了另外一条路。更有意思的是，我后来看到一篇文章中说，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主持黄埔军校第一期上海考区招生的，竟然是毛泽东。父亲后来也曾回忆：“那时我与方志敏大哥、同乡桂永清等一同来到上海，参加黄埔军校第一期的选拔，接待我们的正是年轻的毛泽东主席，因此我与主席的相识颇为早。”由此可见，早期的国共关系确实是相互渗透，彼此交融。然而，随着1927年国共分裂的加剧，黄埔一期的学员们也走上了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父亲与宋希濂、杜聿明、郑洞国等同仁继续追随校长蒋介石，而陈赓、徐向前则选择了共产党。十余年后，他们在内战战场上刀剑相向，这同样是黄埔军校的一段令人唏嘘不已的历史。

1932年，父亲在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一期圆满结业后，重返第11师。彼时，第18军军长陈诚对其才干倍加赏识。因此，父亲亦被纳入陈诚所辖“土木系”的核心将领之列（注：“土木系”之称源于“土木工程系”，“土”字代表第11师，“木”字象征第18军，“工程”则指18军下辖的工程旅。陈诚的基本干部大多出自这些部队，而在国民党五大主力军中，唯有第18军掌握在陈诚手中）。当年，父亲仅34岁便被任命为第18军军长，这一事实充分体现了陈诚对他的深切信任。

淞沪会战，那是我父亲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当卢沟桥事变骤然爆发之际，父亲正身处德国——他是在1937年2月从上海启程，计划在德国深造军事知识仅一年的他，不得不提前结束旅程。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他即刻响应国家召唤，从柏林匆匆启程返回祖国。历经艰难曲折，他终于抵达上海，而后便立刻投身于激烈的战场。数日之后，他便被任命为第18军第67师的师长。当时，67师承受了极其惨烈的战斗，面对日军的猛烈攻势，他们顽强地守卫了一周之久。战至最后关头，父亲麾下的三位团长中，有一位英勇战死，两位身负重伤。而师部中，除了那位负责发电报的电报员，就连文书和炊事员也纷纷拿起武器，加入了战斗。战后进行整编时，幸存者甚至无法拼凑成一个完整的团。

1980年，父亲随全国政协组织的考察团南行考察，途径上海时，他罕见地提出了一项请求：希望能派一辆车送他前往当年与日军激战过的罗店地区一游，他希望独自前往，无需他人陪同。这一要求让政协成员们颇感紧张，毕竟无人能预知他此行将有何遭遇。经过多次请示，最终才得到了批准。

归抵罗店的那日，父亲显得异常情绪波动。当地尚有许多在淞沪抗战中侥幸存活下来的民众，得知父亲的身份后，他们激动不已，对他说：“当年之事，并非怪责于你们，深知你们已竭尽全力。”此言既令他心潮澎湃，又让他感到无比欣慰。

1938年，父亲再度投身于武汉会战的烽火之中。紧接着，随着日军侵占越南，云南地区局势骤然紧张，父亲随即被委以重任，担任第54军的军长。54军驻守在云南的文山县，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据我后来从父亲的部下那里得知，当年父亲甚至指导连队开垦土地、饲养家畜，以此改善部队的生活状况。而他本人与母亲则选择了在庙宇中一处偏僻的殿堂安家。

54军隶属于第9集团军，该集团军司令关麟征与何应钦关系密切，而何应钦与陈诚之间向来矛盾频生，因此，我的父亲与关麟征之间亦存在着诸多龃龉。不久，关麟征指控父亲“虚报名册，冒领薪饷”，意图罢免其职务。经调查，虚报名册确有其事，然而父亲并非出于个人贪欲，而是鉴于士兵生活困苦，额外添列了若干名士兵，以给予他们一些微薄的补贴。此事件在军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对，最终未能成行。

当时，由于中美两国在滇缅战场并肩作战，云南便成为了美军行动的关键区域。后来，姨妈向我讲述，昆明那时驻有众多美军士兵，他们频繁举办舞会，活动丰富。郑洞国的夫人与我的母亲是莫逆之交，两人皆被誉为“美女太太”。她们常有机会见到史迪威将军，他对孩童情有独钟，我的姐姐也常与他们欢聚一堂。

去岁，我有幸辗转获得了史迪威外孙转赠的一张照片。图中，史迪威将军与杜聿明、郑洞国、关麟征、何应钦等众多中国将领齐聚滇池之畔，合影留念。这是多年来，我首次目睹父亲年轻时身着军装的风采。照片中还有一个小女孩，先前众人皆不知其身份，有人甚至猜测她是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然而，在我第一眼看到这张照片时，便认出了她，她是我的姐姐黄敏南。姐姐对此事一无所知，等到她再次见到这张照片，已是六十六年后。因此，我们都倍感激动。2009年5月，史迪威的外孙约翰·伊斯特布鲁克先生访京之际，我与姐姐一家特地设宴款待伊斯特布鲁克先生全家，那场景令人感慨万千。

彼时，54军曾受陈诚将军统率，纳入中国远征军编制之中。因此，从理论层面而言，我父亦是远征军的将领之一。然而，他的任职生涯极为短暂，不久便因排挤而离职。2004年，我踏上云南滇西的土地，随父亲昔日部属一同前往腾冲，缅怀国殇墓园。园中，亦有一片是安放父亲所属54军战士英灵的墓地。父亲在担任54军军长的同时，亦在昆明担任防守司令一职。抵达昆明后，我四处询问司令部旧址的位置，但当地居民告知，原址早已拆除。

回顾过往，我方父亲参与的知名战役数量并不多。后来我深思，这或许是因为父亲属于陈诚的嫡系部队，而在陈诚的常规操作中，他往往不愿轻易派遣最精锐的部队出战，总是选择将其保留至关键时刻再行部署。

在随后的漫长岁月里，父亲投身于军事训练与教育工作的行列。到了抗战后期，鉴于众多青年学子踊跃参军，国民党政府特地成立了“知识青年从军青年军编练总监部”，罗卓英被任命为总监，而父亲则担纲副总监一职，蒋经国则负责政治部的工作。在此期间，父亲共训练了超过五千名青年学生。他与蒋经国的私交甚笃，多次携手共事。外婆曾向我提及，有一年他们在杭州地区驻扎时，蒋经国甚至曾造访我们的家园。

1947年秋天，国民党刚成立了一所新制军官学校，准备仿照美国西点军校的体制，培养陆海空三军军官，父亲任校长兼陆军训练处处长。从他本人的个性来讲，他也更喜欢军事教育，想好好办这所学校。所以当1948年得知被调往淮海战役前线——国民党方面叫“徐蚌会战”时，他并不想去打这场仗。接受任务时，他还跟蒋介石约定：“待我打赢这场战役之后，我仍将回归我的军校，由胡琏同学担任司令官。”

客观而言，久未置身军旅前线的父亲，与实际战场的距离渐行渐远；同时，他对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亦颇感反感。尽管身处其中，身不由己，但他亦察觉到蒋介石此刻有临危受命的决心，难以推脱。

蒋介石对父亲的信任与赏识不是什么秘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父亲毕业于黄埔军校，是蒋介石最正宗的嫡系。淞沪会战后，蒋介石在自己的官邸接见了父亲，特地送了他一张自己的照片，照片上，蒋介石亲笔题写：“培我将军惠存。”父亲本名“悟我”，然而他深知，这乃蒋介石有意流露出的信任与厚望，自此后，他对蒋介石的忠诚愈发深厚。

父亲晚年在接受美国记者访问时曾说：“抗战结束后，没有人想打仗，我也不想打。蒋介石教训我：‘这仗非打不可，你要不把共产党消灭了，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我就没话讲了。他是我的老师，我的校长，我多年的长官，我只有听他的。”

尽管父亲一生未曾对蒋介石吐露半句诋毁之词，即便是在经历了长达二十七年的改造之后亦然。在晚年接受采访时，当被问及对蒋介石的看法，他仅轻描淡写地回应道：“此君堪称英雄，然其理念已显陈旧，故而遭遇败绩。”

淮海战役

关于父亲当年被俘的详情，他始终未曾透露分毫。我仅是从家人零星的回忆中，拼凑出了一些片段：1948年12月初，父亲所在的第12兵团被解放军围困于双堆集周边数个村落。15日那晚，父亲下令发起突围，寄望于能侥幸保留部分余部。他与副司令官吴绍周、胡琏分别驾驶战车向外猛冲。在突围之际，胡琏将一辆最新的坦克赠予父亲，然而这辆新车却故障频发，父亲只得弃车而逃，终被俘获。吴绍周则因前两辆战车压断浮桥而一同被俘。唯有胡琏独自驾驭一辆老旧的坦克成功逃脱。

实际上，回顾当时，国民党已陷入颓势，民心离散。一个广为人知的细节是，在淮海战役的尾声，蒋介石急令第12兵团火速赶往徐州支援杜聿明兵团之际，国民党国防部内的中共潜伏者刘斐迅速将第12兵团的行军路线泄露给了西柏坡。传闻毛泽东在握有第12兵团的进军图时，蒋介石尚未接到国防部关于第12兵团的任何汇报。

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史实是，在双堆集战役的前线，廖运周于第12兵团陷入重围之际，率领第110师毅然反戈，这一举动遂成为第12兵团被彻底消灭的转折性关键。

在1938年武汉会战激战正酣之际，时任656团团长的廖运周，向担任18军军长的父亲求助，以期借得火炮用以抗击日军。起初，二人素未谋面。然而，当廖运周的父辈得知廖运周乃黄埔五期优秀学员，且其兄廖运泽曾是黄埔一期同窗时，便义无反顾地慷慨解囊，借出八门重型火炮助其一臂之力。廖运周不负众望，出色地完成了打击日军的重任，从而赢得了父亲的深切信赖。

至1948年，廖运周已晋升为国民党第110师的师长。在父亲下定决心进行突围之际，廖运周主动向父亲请缨，表示愿率110师作为先锋部队率先突破重围。父亲对廖运周的忠诚深信不疑，并对他寄予厚望，下令“坦克、大炮，一律优先交由110师先行挑选”。然而，父亲并未察觉，廖运周早在20年代便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最终，廖运周在安徽省宿县发动起义，那些原本应优先由他挑选的重炮，竟全部转向了对准了第12兵团。

在全国解放的曙光初现之际，廖运周肩负重任，被委以解放军炮兵学校校长之职。到了1955年，他光荣地成为共和国授予的少将之一。在父亲廖运周获得特赦之后，一次在黄埔军校校友的聚会上，他偶然重逢了廖运周，却高昂着头，拒绝与他交谈。

父亲奔赴战场，母亲则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据姨妈所述，在淮海战役的最后阶段，父亲音讯全无，生死未卜，母亲焦虑万分，时常向国民党的国防部求助，得到的答复总是让她设法突围。形势愈发严峻，随着国民党撤退至台湾，我们全家，包括姨妈与姨夫，也一同被接往宝岛台湾。

随后，在多篇文献及一部电影中，均有类似桥段：母亲前往胡琏处索要抚恤金，却遭其怒斥，指责第12兵团因父亲指挥失误而全军覆没，何颜面来索要抚恤金。然而，我从未从母亲口中听闻过此类往事。胡琏在突围战中坦克被击中，身受重伤，姨妈曾陪伴母亲一同前往医院探望胡琏。姨妈后来告知我，胡琏对她们颇为客气，因此我对那个情节的来源感到困惑。

我们一家在台湾度过了两年的时光——那时的我尚且年幼，对那段台湾的生活并无太多记忆。此后，我们又迁移至香港，度过了整整一年。我坚信，两岸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当妈妈抵达台湾后，她曾秘密途经香港，孤身一人返回大陆探望，证实了父亲尚在人世，并且得知大陆这边对她也有所承诺。自此，她下定决心，要等待父亲归来。不久，妈妈带着哥哥、姐姐以及我，再次回到了大陆，并在上海定居。直至后来，我才逐渐意识到，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家始终在一种或明或暗的保护之下。

母亲返抵上海后，成功获得了一份上海图书馆的职位。当时，图书馆方面对于接纳这样背景的人员显得有些迟疑，然而最终她还是获得了这份工作。在周总理和陈毅寻找民主人士进行座谈时，他们也提及了母亲，称赞她独立自主的精神，认为这是值得赞扬的。当年姐姐报考复旦大学时，学校起初亦不敢接纳，直至将情况上报至总理那里，她才得以入学；而在大学期间正值抗美援朝，姐姐曾积极报名参军，但无人敢予批准，她只得一级级上报，直至总理那里，最终还是未能获准。

最后的战犯

那一年，父亲年仅四十四岁便遭遇了被俘的命运。他与其他战犯，如杜聿明、宋希濂等，一同被监禁于北京的功德林监狱。初抵功德林时，他的抵触情绪十分强烈，与管教人员处处针锋相对，并时常吟咏于谦的《石灰吟》以自励。许多战犯在其后回忆录中均有记载，称即便在战犯管理所中，父亲依旧挺直腰杆，保持着将军的风范；甚至，他还蓄起了胡须，坚持称：“在国民党时期所留之须，绝不能在共产党的监狱中剃去。”当时，监狱规定，每位战犯在阅读指定书籍后，需结合自身罪行进行读书心得的交流。杜聿明在阅读《论持久战》后，撰写了万余字的读书笔记，并执意将读后感寄予蒋介石。部分战犯在发言时，时长甚至超过两小时。然而，父亲却始终保持沉默，不发表任何言论或观点。相较于杜聿明、宋希濂等积极改造的战犯，父亲成为了“抗拒改造”、“最为顽固”的代名词。

在那部刻画战犯改造历程的电影中，亦有一幕令人印象深刻：在学习活动中，众战犯纷纷积极曝光蒋介石的罪行，而我的父亲却未加入揭发的行列，反而在发言中发表了针对我党领袖的诋毁之词。组长董益三等于是立即出手，对他进行了责打。面对挑衅，父亲亦不甘示弱，最终双方陷入了一场激烈的混战。特赦后，董益三与我们家同住一栋楼，后来在政协任职，父亲与他经常共乘一辆车回家。然而，父亲从未向我提及此事，我想即便那段往事确有发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父亲也早已将其淡然放下。

回想起来，这其中的趣味颇多。一方面，父亲堪称“顽固不化”的典范；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固执，政府才不惜一切代价，费尽周折，力求将他改变。

初入医院之际，父亲的身体状况堪忧。他身患五种结核之疾，1953年春，结核病突发，腹膜结核进而恶化，演变为腹膜炎，导致大量腹水积聚，双腿肿胀至无法行走，病势沉重。周总理办公室屡次关切询问他的健康状况，并明确指示必须竭尽全力挽救其生命。为了治愈父亲的疾病，北京顶尖的医学专家们纷纷前来为他会诊。更甚者，政府特意申请了一笔外汇，从香港购置了昂贵的抗生素，以助他治疗。

在父亲身患重病的四年间，管理所始终如一，每日为他奉上斤半牛奶、双枚鸡蛋及三两猪肉，即便是在那最为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份关怀也未曾间断。父亲深受感动，他曾言，如此沉疴，拖延如此之久，若是在往昔，即便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亦难免一命呜呼。然而，即便在那时，父亲心中仍存有抵触，他坚信政府是想先将他的病情治愈，再借此机会让他有所交代，因此，他的态度依旧不佳。

父亲最为人称道的故事，莫过于他关于“永动机”的构想。在被俘期间，他们先在石家庄周边的井陉地区进行了一段时间的集中训练。在那段日子里，他居于茅屋之中，无所事事，眼见外人提水时摇动辘轳，观察久了，心中便萌生了一个奇思妙想。他坚信重力无所不在，于是立志设计一台发动机，将重力转化为动力，使得这部机器能够永无止境地自动运转，这将是一场足以改写世界工业面貌的革命。

父亲恳请管理层提供研究设施，却遭到了理应的拒绝。不久后，张治中受毛泽东和周恩来委派，前往管理所探望战犯。他借此良机，委托张治中将自己的永动机研究申请转交给中国科学院。院方回复称，他所构想的机器被称为永动机，而科学早已证实永动机的存在纯属不可能，因此这项研究毫无意义。然而，父亲并未因此放弃他的永动机构想，这也被视为他抵触改造态度的一种表现。

随着文革的展开，他们被转移至秦城监狱，他在那里也赢得了“惹不起”的恶名。随时间推移，社会上的“反革命”和“特务”被捕人数激增，导致监狱人满为患。自1968年4月起，父亲便从北京的秦城监狱被转送至抚顺战犯管理所。

抚顺战犯管理所昔时曾拘押过溥仪及众多日本战犯，以其丰富的经验与管理的人性化著称。在充分理解父亲的愿望后，他们毫不犹豫地支持他的尝试，并从管理所的电机厂调派了四名技术专家，与几名具有理科背景的战犯共同组成了科研团队，助力其研发“永动机”。为了确保设计得以实现，管理所更是投入了专项资金，委托机械厂精心加工了众多技术要求较高的部件。最终，依据父亲的设计蓝图，一台“永动机”得以成功制作出来。

固然，“永动机”的运转不过数圈便戛然而止，然而，父亲内心的世界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永动机”对于父亲而言，既是灾祸亦是福祉——若非他坚持对“永动机”的研究而遭到误解，认为他抗拒改造，他或许早在1959年便重获自由；然而，也正是由于抚顺战犯管理所对他研究之宽松态度，他的心结得以迅速解开。再加上他之后游览了许多地方，他由衷地认同，许多国民党未能完成的，共产党却实现了，因此他开始真心实意地反思自身。

在特赦的前一个月，父亲的胸痛突作，命悬一线。管理所随即接到指令，不惜一切手段，务必要治愈他的疾病，于是他被紧急转送至东北地区最优质的医院接受治疗。国务院领导更是郑重其事，要求公安部立下军令状，确保他特赦前的生命无忧。公安部随即派出两位专员，代表国务院密切关注并检查治疗进展。为此，医院特地成立了一个护理小组，每两小时对他进行一次细致的照护，并不断鼓励他，告知他特赦将至，务必坚强地挺过难关。最终，在特赦令颁布之际，父亲竟然奇迹般地转危为安，恢复了往日的健康。

父亲昔年被掳，国民党当局曾公然宣称黄维阵亡，并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仪式”。我想，这恐怕也是中共方面全力营救父亲的一个原因，旨在反驳国民党的宣传攻势。

这些最后的战犯，可以自由选择去处——可以回原籍，政府也可以安排工作，或者享受国家疗养，甚至也可以去香港。政府还表示，被特赦的人员愿意去台湾的，也可以去，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照样欢迎。父亲的第一选择是想回江西贵溪的老家，可能想从此和母亲安安静静地度过晚年，但因为他的身份，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当时的一个政策是，家属在哪儿，就回到哪儿，所以父亲特赦那天，上海统战部的人陪妈妈到北京，准备接父亲一起回上海。但可能因为父亲的身份比较特殊，中央最终还是将他留在了北京，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我后来听说，台湾方面还许诺，补发他当中将二十七年的工资，让他到第三地去。父亲都拒绝了。他一直说：“共产党对我有恩，一是他们没有对我下手，二是他们妥善照料了我的家人，我的孩子们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正因这段生命中独特的时光，父亲与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之间建立了非同寻常的情感纽带。父亲曾感慨道：“金所长，这位昔日红小鬼，竟将宝贵的青春奉献给了我们这些无足轻重的人。”当年，金源所长陪伴着他们最后一批获特赦的战犯抵达北京，待他们安顿妥当后，便返回抚顺。那天，众多人前往火车站送别金所长，父亲平生罕有落泪，然而那天，泪水却不期而至。归家后，他久久无言。抚顺战犯管理所对父亲的关照，确是用心良苦。对此，父亲深有感触，他甚至将那里称作“第二故乡”。1985年11月，特赦十年后，年已八十二的父亲重返抚顺战犯管理所。他没有选择宾馆住宿，而是坚持住在当年关押的地方，于是在2号监室度过了一夜。

短暂的团聚

1975年，父亲的姓名终于出现在了最后一批特赦名单之中。那一年，无疑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因为我们的家庭首次感受到了完整。然而，谁都没有料到，长达二十七年的期盼，最终换来的却是短短一年的相聚。幸福，如此短暂。

黄维与蔡若曙

母亲本名蔡维新，她出身于杭州，而“若曙”则是父亲为她所取的雅号。我的外公蔡仲初在当地颇有名望。父亲在完成北京陆军大学特一班的学业后，南行途中，恰逢经过杭州，便造访外公府上，由此与母亲相识。

母亲同样鲜少表露心迹。在那段岁月里，她曾前往功德林监狱探望父亲，力劝他遵从政府教诲，却屡遭父亲斥责，斥责她是在协助共产党对其进行教化。归家后，母亲心中满是伤痛，然而她就这样默默守候了多年，历经无数风雨、数场运动，组织与朋友均劝她放手，但她始终未曾有过这样的念头。

1959年，正值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政府决定特赦首批战争罪犯。在此之前，相关组织曾向母亲及姨妈透露风声，似乎在提前打个招呼。因此，母亲对父亲能够获得特赦抱以厚望。当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首批特赦名单，功德林一号监狱中的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杨伯涛等十人名列其中，然而父亲的姓名却并未出现。这对母亲而言，无疑是一记沉重的打击，自此，她开始出现幻听的症状。我后来得知，首批特赦名单中原本确实有他的名字，但因其所在秦城监狱的坚决反对，特赦最终未能成行，直至最后一批才得以实现。

黄维夫人蔡若曙

1960年，第二批特赦名单揭晓，依旧未见父亲的身影。紧接着的1961年、1962年，乃至1966年，连续六批名单相继公布，父亲的名字始终缺席。妈妈一次又一次地满怀希望，却终究深陷于失望的深渊。多年以后，回想起这段过往，我仍旧难以想象，她内心所承受的苦难究竟有多么深重。

若依照文革前的步伐，父亲或许能提前数年重获自由。然而，自1966年文革的狂风骤雨横扫全国，军队接管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实施了军事管理，特赦计划亦随之暂停。文革的爆发使得父亲重获自由的希望变得遥不可及。当时，母亲已经退休，她前往北京协助在清华大学任职的姐姐照顾孩子。清华的红卫兵以凶猛著称，他们迅速将母亲这位“反革命家属”绳之以法，母亲被迫返回上海。

那一年，我高中生涯画上了句点，恰逢“上山下乡”的风潮席卷而来。心中虽有万般不舍，不愿离开母亲的怀抱，老师和同学们亦在为我争取留在附近农场的机会，然终究徒劳无功。最终，我被下放到吉林的偏远农村。离别上海之际，母亲泪水涟涟……我家住三楼，往昔每当想起什么，便在楼下向她呼喊，而如今我已远去，母亲却常感觉我在楼下呼唤她，幻听症状愈发严重。1970年某日，几位来自公安部的同志来到上海，记录下我们兄弟姐妹的住址和近况，似乎父亲的归来指日可待，母亲的内心再次燃起了希望的火焰。然而，未曾料到的是，转年发生的“林彪事件”又让一切信息变得遥不可及。如此，又过了数年。

终于，这一回我们得知父亲已被安置于抚顺的战犯管理所。在此之前，我们久未收到他的音讯，对他的行踪亦一无所知。

自从十七岁与父亲见了一面后，在我心目中，这个父亲离我就近了，我开始把他当成家里的一员。因为我在吉林插队，知道父亲在抚顺后，我告诉妈妈说：“我要积攒路费去探望他。”同时，我也是在那一年首次得知父亲的生日是正月十三，因此，那一年的春节，我在家中多添了一双筷子。

黄维接过特赦书

1975年3月21日，父亲随同最后一批的二百九十三名国民党战犯一同获得特赦。抵达北京后，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元帅和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同志，特地在北京饭店设宴款待了他们。在这场宴会上，父亲作为最后一批战犯的代表，发表了即兴的答谢讲话。当时，这场宴会受到了国内外众多媒体的广泛关注，其中《香港时报》的报道标题便是《祝贺黄维将军获释》。

在前往北京接父亲的行程之前，我依稀记得母亲曾深深地叹了口气，转过头来，轻声对我说：“你终于有了父亲……”那一刻，我似乎感受到她如释重负，仿佛她终于完成了一项重大的使命，准备将我交付给父亲。然而，当我无法见证他们重逢的那一刻，因为父亲作为那一批战犯中的“代表人物”，我听说众多记者都在等待着这一刻的到来。然而，他们最终表现得异常平静，这让那些翘首以盼的记者感到十分失望。与此同时，其他一些获得特赦的战犯与家人团聚时，却都激动不已。

父亲的特赦令，亦为我提前画上了吉林插队生活的句点。与父亲的第二次相逢，相隔了整整十年。再见到他时，他的头发已经斑白，身形变得清瘦，宛若一位垂垂老矣的长者。

以父亲为代表的十一名首要战犯由统战部安排全国政协委员和文史专员等职务，特赦后第一个月，爸爸拿了200多块钱的工资，其他人只有100多块，他也很得意，把钱都给了妈妈。爸爸身体一直不是很好，他也一直以为自己会先走，他让妈妈把其中的100块钱存起来，对妈妈说：“我体质不佳，或许一旦离去便再无音讯，这笔钱就留作你们的应急之用。”

黄维与蔡若曙

实际上，自父亲重归职场，母亲的状况并未有所缓解，反而其精神压力愈发沉重。每当父亲踏上通勤的征程，母亲便在午休及黄昏时分，提前守候在楼下，等候他的归来。哪怕只是迟到短短几分钟，她便难以承受，误以为自己遭遇了天大的变故。她的幻听症状愈发严重，总感觉有人企图将父亲从她身边夺走。那段日子里，母亲持续服药，而药物带来的副作用极大，使得她整日昏昏欲睡。父亲对母亲的病情缺乏深刻理解，而母亲也常常自责，认为自己拖累了整个家庭。

那是一个阳光很好的中午，没有任何预兆。爸爸看到妈妈躺下，以为她睡着了，于是到隔壁书房里看了一会儿书。就这么一会儿时间，他再回来一看，发现妈妈已经不见了。他楼上楼下地找，没发现，又赶紧下了楼，有人告诉他说：“刚才有一位老妇人投河自尽。”尽管爸爸并不擅长游泳，但情急之下，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跳入河中。幸得一位路过的学生及时下水相救，才得以脱险。

当父亲获得特赦，公社即刻赶赴我所在的插队之地，向我传达了可以返回城市的喜讯。我的户口起初被迁至上海，而后又需迁移至北京，因此那段时间，我频繁奔波于劳动局办理户口迁移事宜。然而，当我归家之际，却目睹河边停满了警车与救护车，绵延不绝。我心中并未首先想到自己的家，心想我们历经磨难终获新生，应当享受一段宁静时光。然而，还未踏入家门，便有人拦住了我，直接带我去了医院……

之前，妈妈的幻觉一直没有停过，她总是觉得有人在召唤她。跳河前，她曾吃过安眠药，被救了过来。我们希望她在北京住院治疗，但那时受各种条件限制：医疗关系没转过来，觉得她的症状没那么严重。如果我们还待在上海，可能还好一些。龙华医院的医生后来对我说：“就你母亲的情况而言，理论上，你不应选择下乡，而应陪伴在她身边。我们本可出具证明，但文革期间，面对你父亲这样的‘战犯’，我们谁又敢轻易出具呢？”

妈妈的离世对父亲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他因病卧床，未能出席母亲的告别仪式，只能躺在床上，泪流满面。我们提议他撰写挽联，他起初只写下“难妻”二字，大家均觉不妥，便劝他修改，最终他也同意了。

未曾预料，当父亲终于归来之际，妈妈却迎来了这样的结局。她，情感丰沛，求知若渴，自与父亲结为连理，便不愿甘于成为一位官太太，立志通过自己的奋斗谋求生计。她是那个时代的一位新女性，不幸的是，她并未赶上属于她的黄金时代。

妈妈生前鲜少提及父亲。唯独一次，我曾好奇地问起爸爸的模样，妈妈便描述说，身着军装的他显得格外英姿飒爽，这是她难得对父亲发表评价，语气中流露出一抹掩饰不住的自豪。然而，她随即又显出一丝忧伤，提到当年她从台湾经香港回归内地时，在罗湖口岸，父亲的照片竟然全都被没收。因此，我们没能留下任何一张他的影像……

未竟的心愿

母亲离世不久，父亲曾深情地对我说：“你妈妈将你托付于我，我必定要为你安排妥当。”我深知，这份关爱中蕴含着复杂的情感，既有对母亲的歉疚，也有对她的承诺。不久后，父亲被诊断出患有膀胱癌，医院要求他立即进行手术。然而，他坚持让我在他手术前登记结婚，仿佛这成了他心中最后的牵挂。我坚决反对，坚持认为应在手术成功后再行婚事，我们之间陷入了僵局。恰在此时，有人推荐了一位经验丰富的老中医。不知是何原因，父亲服用中药后，膀胱癌奇迹般地消失了。直至他离世，膀胱癌的阴影未曾再现。我后来深感庆幸，因为父亲住院不久，便遭遇了唐山大地震。若当时他真的接受了手术，恐怕他不知道还能再坚持多少年。因此，也有人戏称他的命“硬”。

父亲的刚直性格始终未有所改变。特赦归来后，父亲被分配至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职。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部分人士在撰写回忆录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偏颇、夸大乃至失实之处。然而，父亲对于这份工作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与严谨。与我一同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杨伯涛，曾是陈诚麾下的一名重要将领。在《文史资料选辑》第57辑《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一文中，杨伯涛提及，邓演达的遇害系陈诚暗中告密所致。邓演达身为国民党左翼分子，在黄埔军中的声望颇高。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与蒋介石分道扬镳，邓演达因组织“第三党”而遭到蒋介石的忌恨和重金悬赏。1931年，邓演达被捕不久后即遭枪决，此事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至于究竟是谁出卖了邓演达，至今仍众说纷纭。

父亲坚信，鉴于陈诚对邓演达的深厚情感与崇敬之情，他断不可能为个人利益而出卖朋友。为此，他还特地致信农工民主党中央，力求查明真相。不久，对方回信确认，背叛邓演达者并非陈诚，而是另一个人，名叫陈敬斋。据悉，陈敬斋已于1951年在江西遭到处决。

不过，从这个事情当中或许也可以看出，即便在经过了二十七年的改造之后，父亲对陈诚依然“忠心耿耿”。我记得他被特赦之后，有好几位写军事文学的人想采访他，以他为主角写文章。但都遭到父亲的拒绝，他还建议人家：“你们去写陈诚吧！”当时，又有谁敢深入研究陈诚呢？父亲后来赴香港，搜集了大量与陈诚相关的资料进行研究。1987年，他与邱行湘一同前往浙江青田，探访陈诚的故乡，并提出诸多建议。青田据此修复了陈诚故居和陈氏家族墓地。至于淮海战役，父亲一生未曾提及。他常自嘲为“败军之将”，或许在他看来，这是军人的最大耻辱。而到了台湾的将领如胡琏等，对双堆集之战也三缄其口。由于其他当事人的沉默，被俘的第18军军长杨伯涛的回忆录成为淮海战役研究中引用最多的资料。在这些文章中，他详细描述了许多细节，以证明自己对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以及父亲的失误。随着父亲等亲历者的离世，他的许多说法逐渐成为孤证。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更加客观、真实的历史真相将逐渐浮出水面。

步入晚年的父亲依旧保持着军人的严谨作风。每日的作息时间固定不变，他起床、就寝的时间规律如钟，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桌上的书籍摆放得井井有条，区分着哪些是待阅、正在阅读以及已阅的，一目了然。平日里散步的姿态亦如军人正步，目光坚定，绝不左顾右盼。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腰杆始终挺得笔直。

我深刻地感受到，尽管父亲外表显得严肃甚至有些拘谨，但他的内心却充满了善良与温柔。自从两岸关系缓和之后，他与几位老战友重新建立了联系，我后来翻阅了他们之间的信件，字里行间流露出深厚的情谊；他更是为已故的旧部修缮墓地、寄送抚恤金；众多境遇不佳的老部下也找到了父亲，他竭尽所能为他们开具证明、寄送钱财与粮票，尽力为他们提供帮助。

在我父亲在世的日子里，他鲜少提及母亲。然而，自1970年他们恢复联系以来，那些书信如今仍珍藏在我手中。父亲离世后，我逐封细读，逐渐领悟到了他对母亲的深情。记得有一封是在中秋佳节前后所写，在常规的公务式汇报之余，意外地增添了一句“千里共婵娟”。如今回想，这朴素的一语，实则深藏着他们之间错综复杂且浓烈的情感……

到了晚年，父亲最大的心愿是想利用自己在两岸的身份，为两岸关系做点事情。他在给老同学的信中写道：“愿祖国早日实现统一，天下大同，众志成城。若统一之愿得以早日实现，我将亲赴宝岛，与诸君痛饮畅谈。”特赦不久后，他前往香港，首度赴港实属冒险之举，毕竟他的身份尤为特殊。台湾方面得知他抵达香港，便派遣了众多人员前来，父亲所居住的酒店周边频繁出现身份不明的人物。为此，新华社驻港分社的工作人员亦在暗中对他进行保护。最终，父亲调整了行程，提前返回。

此后，父亲频赴香港，逐步与台湾方面搭建起了沟通的桥梁。到了1989年，他正全力以赴地筹备赴台的行程，并计划拜访陈诚先生的遗孀谭祥女士。手续这边已经妥当，台湾那边亦即将办妥，然而，他却在此时突发心脏病，不幸离世。

或许在父亲的身影中，我窥见了失败的轮廓，然而他内心深处，对国家和民族的情感却未曾消减。我最为惋惜的，是未能及时聆听他那动人心弦的故事，这也成了我心中最痛的回忆。

在我父亲离世前，他心中一直怀揣着一个愿望——期望国民党的抗日战争能够得到应有的认可，这亦涵盖了他在淞沪与武汉两地所参与的激烈战斗。然而，当时的政治环境显然尚不足以满足他深切的期望。到了2005年，国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办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盛大典礼，国民党的正面战场贡献首次得到了全面的肯定。作为一位抗日将领的后裔，我有幸代表父亲领取了一枚纪念勋章。随后，我特意将这枚勋章带到了八宝山，向父亲娓娓道来这则喜讯。我相信，若他能得知这一切，定会感到无比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