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叶剑英秘密接见一位国民党少将：你的情况已报告给毛主席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跨越长江天险，胜利攻占南京。当天下午，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跟政委袁仲贤收到叶剑英从北京发来的专电，请他们派人到国民党监狱里，务必要找到谢士炎。

进驻南京的三十五军接到命令后，立即派人到陆军中央监狱寻找，最后从狱方的行刑记录上查到了谢士炎业已遇害的记录。陈士榘收到消息后立即给叶剑英回电，时任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市长的叶剑英拿着电报的手微微抖动，动情地说：“谢士炎牺牲得太早了，哪怕再等个一年半载……”

南京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首都，雨花台上洒了成千上万革命烈士的鲜血，监狱里也关了何其多的仁人志士。那这个谢士炎究竟是何许人物，为什么让叶剑英如此记挂呢？这背后的故事，还得从1946年深秋的那个晚上说起。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积极准备内战，在维持了一年多的打打谈谈后，终于于1946年6月26日彻底撕下伪装，出动22万人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然而，为调停国共双方军事冲突而成立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仍然存在，叶剑英作为共产党代表，仍然驻守北平，通过各种方式同各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联系，扩大反蒋统一战线。

战争初期，李先念、王震等人率领中原野战军在国民党大军围剿中成功突围，粟裕指挥的华中野战军更是在苏中地区七战七捷，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也在山东定陶、曹县打了一个打胜仗。屡屡碰壁后，国民党反动派将目标对准了北平北部的张家口。张家口是晋察冀野战军直接从日伪统治下解放的最大城市，是晋察冀解放军的政治、军事中心，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国民党方面负责进攻张家口的计划由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制定，为了获取这份作战计划，地下党的同志可以说是绞尽脑汁。时任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外事处副处长陈融生，正是潜伏在孙连仲部队的地下工作者。这天晚上11点，陈融生正在北平中央银行招待所的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睡。他已经接到单线联系的上级徐冰的指示，要他尽可能搞到敌人进攻张家口的计划。

孙连仲

陈融生接到指示后，已经多方盘桓，但以他自己的身份根本无法接触作战机密。他将在战区司令部所认识的人在脑子里筛了多次，觉得能够掌握这一情报的就只有谢士炎了。谢士炎是司令部的少将高参，孙连仲所倚重的智囊，直接参与作战计划的制定。可是，尽管谢士炎与自己是相处不错的朋友，但在这样至关生死的问题上，谢的态度如何？会不会翻脸不认人呢？陈融生完全没有把握。

就在陈融生苦无良策时，一个男人突然闯进门来，用左轮手枪顶在陈融生的脑门上，压低嗓门喝令道，“起来，老实说，你到底是么什人?”陈融生只觉得声音有点熟悉，心里一阵紧张，头上的血管也膨胀起来，暗自思忖：“难道我地下党员的身份被发觉了？”想到这儿，陈融生眼睛一闭，准备听候对方的发落，接受无情地处决。

片刻之后，持枪人拉亮了房间里的电灯，陈融生稍稍稳定情绪后，睁开眼睛一看，发现这位鲁莽的威逼者原来是朝夕共事的好友谢士炎。即便陈融生也正在琢磨如何从谢士炎处获得情报，但谢士炎的身份毕竟还是国民党少将高参，而此时正用枪口对着自己，他更多的仍是惊讶。他实在不明白谢士炎为何要这样做，但凭借丰富的经验判断，这绝对不是国民党处决地下党员的方式。有了这样的判断，陈融生很快就冷静下来，用他特有的敏捷露出笑容，佯作埋怨说：“士炎兄，你怎么开这样的玩笑？”

谢士炎

“谁跟你开玩笑！”谢士炎一声断喝：“你老实回答，是不是军统的人？”听到谢士炎这样发问，陈融生更觉得迷惑了，而此时的谢士炎神色极为严峻，高度戒备，一副随时准备开枪的样子，显然也不是在开玩笑。但陈融生也断定，谢士炎半夜拿枪逼着他，绝不会是为了“找军统”，于是坦然作答：“我不知道你问这个干什么，但我绝不是军统的人！”

谢士炎的枪口仍在陈融生的胸前紧逼，他作出欲扣动板机的样子说道：“我要送出一份厚礼，如果你拒绝或办不到，我们两人就同归于尽！”陈融生既莫明其妙，又十分紧张，随即厉声喝道：“什么厚礼，我们是多年的好友，你为什么要拿枪逼人，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

看着陈融生一脸疑惑，谢士炎慢慢把枪放下，语气稍稍缓和道：“融生兄，老实说，我看你不象个国民党，说确切一点，你是个共产党。现在，我要找党，呈交一份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的详细计划。这件事非同小可。弄不好，你我都要死；如果我把你看错了，我俩就一道上黄泉路。”

听到这儿，陈融生仿佛豁然开朗，但出于职业上的敏感，仍然保持冷静。在没有搞清楚对方的真实目的前，显然还不能暴露身份。他不紧不慢说道：“我可不是共产党，我是国军上校军官。你这样逼人，又让我到哪里去找共产党呢？”

谢士炎戎装照

陈融生保持克制，不肯露出真面目，谢士炎却有些焦急了，紧紧盯着陈融生道：“融生兄，你不用怕，只要你帮我寻找共产党，我一定保护你。我们行动时，由我来驾驶汽车！”说着，他从口袋里迅速掏出进攻张家口的详细计划，他坦率诚恳地说：“这份计划稿是我替孙连仲拟订的，已经获准付诸执行，不到十天会有行动。现在我要你将它送到叶剑英将军手里。你不肯干，我们就一起去死！融生兄，我观察你很长时间了，你应该是那边的人，我相信自己不会看走眼的。”

看见谢士炎的诚挚神态和没有退路的架势，陈融生也明白了这个人是可信的，于是装作万分为难的样子，说道：“唉，谁叫我们是朋友呢，那就设法试试看吧。”谢士炎听到这话才如释重负，激动地拉着陈融生的手说：“我是万般无奈之下才这么做的，你一定要帮我！”

当天晚上，两人离开了北平中央银行招待所，谢士炎先去开车，陈融生则打电话给徐冰，用密语约定好见面地点。随后，两人开车到北京饭店前，车刚停稳，陈融生便迅速下了车，谢士炎马上就把车飞快地开走了。化了装的陈融生动作迅速地上到饭店二楼一个房间，将情报交给在那里等待的徐冰。

徐冰

徐冰接过去略略一看，决定马上去送给叶剑英。当他刚出房门后，又立即返回来，情绪紧张地对他的夫人张小梅讲，让她陪着陈融生，待在房间里，不要离开，因为发现外边已有特务监视上了。过了不一会儿，徐冰同志就匆匆归来，告诉陈融生“计划”已安全送到。随后，陈融生在房间里又换了装，由十来位“旅客”围在中间送出饭店门口。

走出北京饭店，陈融生若无其事的漫步在街道上，一直走到和谢士炎约定的地点，钻进汽车疾驶回宿舍。走进宿舍之后，陈融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压低嗓子对谢士炎说：“成功了！”顿时，俩人兴奋得紧紧拥抱起来，腮边挂满激动的泪水。谢士炎立即打开酒瓶，要庆贺这一次胜利。这一夜，他们足足喝了一瓶酒，过了一个幸福的夜晚。陈融生成功完成了任务，谢士炎则实现了自己长久以来的理想。

谢士炎，1912年4月6日出生于湖南衡山县，7岁那年父母早逝，由祖父和叔父母抚育成人。14岁那年，谢士炎抱着“打倒列强除军阀”的目的，投考了国民党“军辎学校”，开始了戎马生涯。抗战爆发后，谢士炎刚刚从陆军大学第十四期毕业，毅然请战，在浙江出任第三战区步兵团长。在抗战期间，谢士炎战功卓绝，深得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赏识。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各地接收人员贪污腐败、抢劫民财，军统特务在武汉一带尤甚。对此，谢士炎十分愤怒，严加抵制，因而得罪了一大批特务。军统反向蒋介石诬告谢士炎“发接收大财”，致使谢士炎一度被罢官入狱。军队里的同僚好友多方奔走位置名媛，甚至千方百计找到宋美龄求情，3个月后，谢士炎才在被释放，任保定绥靖公署一处少将处长。但谢士炎也由此陷入苦闷与彷徨之中……

他经过多年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抗战壮举的耳闻目睹，心中积淀了一种由衷的钦佩，这种感情让他在思想上越来越倾向共产党。1946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谢士炎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蒋家王朝的穷途末路。谢士炎决心弃暗投明，跟着中国共产党走。

让谢士炎痛苦的是，到底要在哪儿才能找到共产党呢？他凭着高度的政治敏感与仔细观察，认定与自己共事多年的好友，第十一战区外事处副处长陈融生是共产党地下党员。因此，他才决定冒着生命危险去找这位老朋友，这才发生了前面的一幕。

在与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后，谢士炎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在第十一战区官邸开展地下工作和兵运工作。谢士炎为自己能够真正为国为民出力，而深感荣幸，他经常秘密地将战区军事会议等情报向党组织如实汇报，为地下党组织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经过半年多时间的严格考验，组织上认为谢士炎已成为自觉地为人民革命事业奋斗的忠诚战士，决定考虑发展谢士炎入党的问题。陈融生找谢士炎作了郑重其事的谈话，他十分感动，恳切地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此后，他向陈融生交来自传和入党申请书。

谢士炎的入党申请书

1947年1月的一天晚上，陈融生接到党组织的通知，要他当晚陪同谢士炎到北平郊外某地等待组织谈话。大约晚上10点左右，陈融生和谢士炎到达指定地点，不一会，叶剑英在共产党员马次青的陪同下乘小车到达。随即，叶剑英邀请陈融生、谢士炎进入车内。

叶剑英握住谢士炎的手，热情地说：“我是叶剑英，你的政治表现及有关情况，我已知道，并报告了党中央、毛主席。经中央批准，你已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你应有百折不回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的意志经受住一切考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者！”

党组织的信任和叶剑英的谈话，让谢士炎激动不已。1947年2月4日，在谢士炎的家里，主人早已拉下了厚厚的绿色窗帘，墙壁的正中间挂着一面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叶剑英仍由马次青陪同，来到了谢士炎家里，出席谢士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仪式。

至此，一个国民党少将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后，谢士炎化名谢纵天，成为共产党在国民党高级军事机关的地下情报骨干，为华东、华北的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7年9月24日夜，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共谍案”。正当地下电台报务人员准备工作时，保密局北平站的特务突然闯入室内，将电台负责人李政宣等4人被捕。李政宣被捕不久后叛变，不但供出了西安、兰州、沈阳等地的地下电台，还出卖了谢士炎、陈融生等地下党员。谢士炎得知电台被起获后，立即用密语通知陈融生撤离，但他并不知道李政宣已经叛变，自己并没有马上撤离，当天夜里便被捕了。

谢士炎竟然是共产党的潜伏人员，这一事实让国民党军统特务和北平军政当局都大为震惊，他们制定的策略是要让谢士炎“反戈”，以抵消政治上的影响。保密局北平行动处长叶翔之和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倪超化亲自主持了审讯。但无论怎样残酷的刑罚，都无法打开谢士炎的嘴巴。

在北平警备司令部关押了近两个月后，谢士炎被转移到南京陆军中央监狱。特务们把条件降低到“只要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就行”，但谢士炎连这一点都不答应。负责审理他的特务这才彻底失望，将案件上报到蒋介石那里。老蒋听说堂堂国军少将竟然是共产党的谍报人员，大骂孙连仲等人昏庸、荒唐，严令军法监理部一定要审出个结果来。

1948年11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攻克沈阳，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获得解放。蒋介石极为惊恐，恼羞成怒，便旧案重提，追究搁置了一年多的“谢士炎泄露军机”要案的问题。11月19日，谢士炎英勇就义，年仅36岁。

行刑前，一个军法官问谢士炎有什么话说，他怒目而视，大声说道：“今天蒋介石杀我们，明天全国人民就会同你们清算！”在谢士炎遗体的裤后袋里，人们发现了这样一首血迹斑斑的遗诗：“人生自古谁无死，况复男儿失意时。多少头颅多少血，续成民主自由诗。”

谢士炎牺牲不到半年后，解放军便攻破南京城，遗憾的是，我们英雄的鲜血洒在了黎明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