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一肯德基背被老人“霸占”，有大妈直接躺下睡觉，店员很无奈

山东一肯德基背被老人“霸占”，有大妈直接躺下睡觉，店员很无奈！

北宋名臣范仲淹，还没当上大官的时候，就干了一件大事。

他拿出自己的俸禄，在老家苏州置办了一千多亩良田，搞了个“义庄”。

这义庄干嘛的？就是给族里那些穷得揭不开锅的亲戚发钱发米，婚丧嫁娶有补贴，孤儿寡母有依靠。

这事不是官府要求的，纯属他个人行为。

可这一个私人义庄，却撑起了整个范氏家族数百年的基本保障，成了一个小型的、自给自足的社会福利系统。

范仲淹心里门儿清：与其等族人走投无路，不如主动给他们一个安身立命的去处。

一千年后，滚滚热浪席卷了山东聊城。

一群老人，也面临着一个“去哪儿”的难题。

只不过，他们找到的“义庄”，是一家肯德基。

走进这家店，你可能会有点懵。

扑面而来的不是炸鸡的香气，而是一股浓浓的“老干部活动中心”的味道。

靠窗的卡座，几位大爷大妈激战正酣，扑克牌甩得啪啪响，唾沫星子横飞。

旁边的长椅上，一位大爷把鞋一脱，枕着自己的胳膊，睡得正香，鼾声和着店里的背景音乐，形成了一种奇特的交响。

他们面前的桌子上，空空如也。没有可乐，没有汉堡，只有自带的大水杯，和满地的瓜子壳。

店员小哥想上前说点什么，嘴张了半天，又咽了回去。

遇上用餐高峰，拿着餐盘的年轻人端着全家桶，一脸迷茫地在店里转圈，就是找不到一个空位。

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商家没办法，只能小心翼翼地“尽量沟通”，生怕一句重话，就引来“为富不仁”“不尊敬老人”的骂名。

记者去问当地的街道办，人家两手一摊，话说得很漂亮：

“这是老人的自发行为，店铺是自主经营，我们主要靠店员劝说。”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我管不了，也轮不着我管，你们自己看着办。

一个千年之前私人都能扛起的责任，到了今天，手握公共资源的部门，却选择了“甩锅”。

这事儿在网上一发酵，吵翻了天。

很多人骂老人们没素质，把人家的经营场所当成了自家的炕头，太不体面。

也有人同情肯德基，开门做生意，不是开慈善机构，凭什么要为老人的纳凉需求买单？

骂声和同情声背后，藏着一个更扎心的问题：

为什么偏偏是肯德基？

难道全聊城的老人都约好了，集体“攻占”这一家快餐店吗？

当然不是。

把肯德基换成麦当劳，换成宜家，换成任何一个有空调、有座位、管理又没那么严苛的商业场所，故事的情节都大同小异。

在上海，宜家一度成为中老年相亲角，偌大的样板间里，一群大爷大妈喝着免费咖啡，一聊就是一下午，甚至有人在样板间的床上睡着了。

在很多城市的银行大厅，一到夏天，等候区的椅子上就坐满了不是来办业务，只是来蹭空调的老人。

这些商业空间，正在“被迫”成为城市的“公共客厅”。

它们在无意之中，像海绵一样，吸纳了那些在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中，无处安放的需求。

它们之所以被选中，原因很简单：

位置方便，就在社区旁边；环境舒适，有冷气有沙发；氛围宽松，没人会因为你不消费就把你赶出去。

这些商业体用自己的经营成本，为一个本该由社会承担的功能，悄悄地填上了一个窟窿。

而这个窟窿，就是我们城市公共服务的集体缺席。

我们总在新闻里看到，城市日新月异，高楼拔地而起。

但我们很少去想，这些光鲜亮丽的城市空间，是为谁设计的？

是为步履匆匆的上班族，是为消费力旺盛的年轻人。

图书馆需要保持安静，不适合大声聊天；公园里的长椅，在四十度的高温下能煎熟鸡蛋；社区活动中心要么远在天边，要么功能单一，一个棋牌室挤得满满当当。

老年人的社交需求、避暑需求，这些最基本、最刚性的需求，在宏大的城市规划里，被遗忘了。

他们成了被城市遗忘的“隐形人”。

当愤怒的键盘侠指责这些老人在肯德基打牌睡觉是“不文明”“没素质”的时候，我们或许该退一步想：

我们真的给他们提供了可以“文明”的去处吗？

春秋时期的管仲，在辅佐齐桓公时，写下了一部叫《管子》的书。里面有一篇《牧民》，讲的是怎么治理百姓。

其中有句话，今天读来，依旧振聋发聩：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这话什么意思？

管仲说，国家的粮仓充实了，老百姓才懂得礼仪规矩；大家吃饱穿暖了，才会有荣辱之心。

他把“礼节”和“荣辱”这些道德层面的东西，跟“仓廪”和“衣食”这些物质基础，牢牢地绑在了一起。

这不是说人穷就一定没素质，而是点出了一个根本的治理逻辑：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保障的兜底能力。

你不能指望一个连基本需求都得不到满足的人，去时刻保持优雅和体面。

回到今天肯德基的事件里，“仓廪”和“衣食”的内涵，显然应该更广。

它不仅仅是指饭碗里的米，身上穿的衣。

它更应该包括一个体面的、有尊严的生存环境。

比如，在酷暑中有一个清凉的去处，在晚年有一个可以和同伴聊天的空间。

当城市的公共“仓廪”空虚——没有足够的社区纳凉中心，没有开放的公共活动室时，老人们的“礼节”自然就无处安放了。

他们只能涌向管理最松、门槛最低的肯德基，把商业规则的“礼”，和自身生存需求的“节”，放在天平上反复掂量。

最后，生存压倒了规则。

于是，肯德基的经营成本，成了填补公共服务缺失的代价。

这份成本，本不该由它来承担。

街道办那句轻飘飘的“自发行为”，看似是在撇清责任，实际上是承认了自己角色的失职。

保障商户的正常经营，为市民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这才是政府的“本分”。允许老人进店纳凉，才是肯德基的“情分”。

现在，本分缺位，却要求情分来补位，这道理说不通。

解决问题的钥匙，从来就不在肯德基的店长手里。

你今天把老人从肯德基请出去了，明天他们可能就会出现在德克士、必胜客，或者任何一个能短暂喘息的角落。

堵是堵不住的。

唯一的办法，是“疏”。

是政府主动作为，把这个被遗忘的“仓廪”重新填满。

开放更多的政府机关、学校、文化宫作为临时的纳凉点，规划建设更多贴近社区、功能完善的老年活动中心。

发动更多的社会力量，鼓励那些有条件的沿街商铺，比如药店、房产中介、银行，都参与到“爱心驿站”的建设中来。

给老人们一个比肯德基更好的去处，他们自然会做出选择。

一个城市的文明，不在于高楼有多高，马路有多宽。

而在于它如何对待那些最弱势、最需要帮助的群体。

一个城市的温度，也不是由气象台的温度计来决定的，而是由它为市民撑开的那片阴凉，提供的那份体恤来衡量的。

别再让一家炸鸡店，去扛起一座城市本该承担的温情了。

它的温暖，应该来自中央空调，而不是来自那口滚烫的油锅。

#老人纳凉的成本不能转嫁给肯德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