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十军叛变深层原因：肃反为何成导火索？

1930年12月初，根据在赣西南地区肃反行动中搜集到的情报，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杨岳彬特地委派总政治部政务处处长李韶九，前往江西省行委、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以及红二十军，对肃反工作进行了深入的指导。

自1929年11月13日起，中共中央严格遵循共产国际对党组织下达的“清党”与“肃反”的明确指导方针，向江西省委发送了《中央致江西省委的指示信》。信中，中共中央明确要求江西省委务必“全面根除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势力的影响”；同时，信中对江西省委在“肃反”问题上表现出的消极态度给予了严肃的批评。

在党中央的坚决指导下，江西省委立即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清党”与“肃反”运动。

至1930年5月，江西省委积极部署了一系列筹备工作。在省委的精准指导下，赣西南特委迅速响应，于赣西南苏区展开了针对“AB团”的神秘整顿行动。该行动自6月至8月连续三个月全面铺开，并在9月迎来了高潮。

在赣西南苏区的党政机构里，众多干部即便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阶层，却因态度消极、业绩未达标准，或是因曾公开发表不满之声、与上级领导意见不和、激烈争论，甚至涉足社交圈、拥有恋爱经历，而被无端冠以“AB团”成员的罪名。这样的状况，使得苏区内部弥漫起一种人人自危、如临深渊的紧张气氛。

随着第一次反“围剿”战役的战幕即将拉开，紧张的军情推向了顶点。在此关键时刻，毛泽东、朱德等核心领导人将全部精力集中在迎战“围剿”的准备工作上，对军队内部的“肃反”运动并未予以过多关注。基于此，总前委及各军委决定将“肃反”的决策权下放，始终坚持不干预的原则。

顾作霖、任弼时、朱德、邓发、项英、毛泽东、王稼祥——这些名字，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他们是那个时代最为卓越的领导者与革命先驱。

往昔，各支队伍在执行抓捕任务时各尽其责；至于关乎死刑的决断，则由师党委全权负责。然而，一旦那腥风血雨的闸门被推开，狂潮便难以遏制，任何个人亦难以独立扭转。

1930年11月，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西路行委书记龙超清等一批领导人物，均因涉嫌“AB团”事件而被捕。经受了残酷的审讯折磨，他们最终被迫承认罪行，揭露了省行委常委段良弼、秘书长李白芳、红20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人，均为“AB团”的核心成员。

红20军，这支由赣西南革命武装力量精心锻造的正规红军部队，于1930年7月正式宣告成立。军长一职，最初由曾炳春担任，随后由刘铁超接任；至于政治委员兼军委书记的要职，则由刘士奇肩负，后由曾炳春继承。在参谋长一职上，刘泽民肩负重任，而政治部主任的职责则由谢汉昌承担。

起初，该部队由第172团与第173团携手组建。至十月，第174团亦正式纳入编制。与此同时，军部下辖教导队、卫生队和机枪连。全军总人数得以顺利突破三千人。到了1931年三月，在河西地区，部队规模再度膨胀，新成立了第175团，由朱子云担任团长，刘秋子则担任政治委员。

1930年十月，红20军正式编入红一军团的战斗序列。自此，该军与红4军、红3军、红12军同心协力，并肩作战，共同接受由朱德总指挥、毛泽东政治委员领导的红一军团总部的统一调度与指挥。

自7月至11月底的四个多月里，红20军担纲“八打吉安”的关键任务，与战友们并肩奋战，共同投身于“九打吉安”的激烈战役。在这波涛汹涌的战火洗礼中，他们团结一心，勇猛精进，战功显赫，因此在中央主力红军的序列中脱颖而出，成为一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英勇之师。

在那一历史性的重要关头，总政治部特地派遣李韶九同志前往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以及红20军。出乎意料的是，这位年仅26岁的李韶九同志此次之行，竟引发了一场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

1930年12月3日午后，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身兼肃反委员会主任重任，率领红12军的警卫连，从总前委的宁都黄陂驻地出发，开始了前往江西省吉安县西部边陲的征程。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坐落着一座名为富田的村庄，它是由数十个小村落汇聚而成的庞大村落。

在那个激荡澎湃的土地革命年代，富田，地处五县交汇的战略要地，曾一度成为江西省委与省苏维埃政府的临时办公地。从黄陂至富田，尽管路程不过百里，但鉴于敌我双方错综复杂的局势，白区和红区犬牙交错，队伍历经四天的艰苦跋涉，终于在7日下午3时抵达了既定的目的地。

抵达富田后，李韶九迅速下达命令，对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实施了严密封锁。紧接着，他接连对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段良弼，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行委军事部长金万邦，省苏维埃财政部长周冕，以及红20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8位关键干部实施了逮捕。

在一夜之间，省行委与省苏维埃的领导层以及百余名普通职员，不幸成为拘捕的牺牲品。紧接着，李韶九独揽审讯大权，严禁任何形式的辩解，对任何试图发声者，即刻施加“地雷公烧香头”、“点天灯”等残酷的刑罚，甚至对女性进行令人发指的阴户烧灼。审讯活动通宵达旦，受刑者的凄厉惨叫在富田上空回响，令人不寒而栗。

经过惨烈的严刑拷打，红20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最终在身心重压之下，不得不屈从承认，174团政委刘敌亦涉嫌AB团。这一令人震惊的事件发生在清晨8时。随后，李韶九的目光转向了四十里开外的东固，那里正是红20军驻防的所在地。

次日，即12月4日，继李韶九自黄陂出发之后，总前委根据受严刑拷打后犯人提供的最新供述，派遣总前委秘书长古柏赴富田，旨在进一步巩固并深化AB团肃清工作的全面推进。

8日，古柏等一行人抵达了富田。李韶九特意留下古柏与曾山，赋予他们重任，指派他们负责对AB团的清查与整顿工作。与此同时，他派遣陈正人指挥精锐部队，目标直指赣西路行委书记王怀，旨在将其拘捕。而李韶九本人则亲自率军押送谢汉昌至东固，意图一举擒获红20军内部的AB团分子。这一系列行动，无疑为日后“富田事变”的爆发埋下了不安的伏笔。

拂晓九时，早餐过后，我们正准备踏上征程，却不幸遭遇蒋军飞机的猛烈轰炸。为了防止犯人趁机逃脱，李韶九立刻做出果断决策，迅速对一批AB团的犯人执行了处决，确保了我们得以继续前行。

12月11日，红20军174团的政工委员刘敌，正率领独立营坚守在最前沿的阵地。就在此际，军部突然下达急令，要求他即刻返回。起初，刘敌心想，或许是因他战功显赫，军部有意对他进行表彰，并派遣增援部队。然而，当他赶到军部，却意外地被怀疑为AB团成员，随即便遭受了李韶九的审问。

刘敌与李韶九同乡于湖南，二人早已结下深厚的友谊，对李韶九的性格特征了如指掌。深知正面交锋难以取得成效，刘敌便巧妙地运用长沙方言与他交流，并对其观点表示赞同，从而赢得了他的信任。李韶九不仅没有将他视为AB团的同僚，反而鼓励他勤奋进取，并暗示未来20军的指挥权将落入刘敌之手。他甚至亲自派人将刘敌安全送回独立营的营部。

历经重重考验，幸存下来的刘敌踏入独立营营部，却意外地带给了营长张兴与政委梁贻一个既令人惊喜又震惊的消息。他详尽地叙述了那天惊心动魄的经历，听完之后，张兴与梁贻均义愤填膺。

次日，即12月12日的拂晓时分，刘敌在用过早膳之后，便将张兴与梁贻两位同志召集至自己近旁，向他们倾诉了自己的忧虑。他深信，李韶九此行的真实意图，正是图谋剿灭江西地区的党派与部队干部，这无疑是一场由总前委精心策动的阴谋。于是，三人迅速达成了共识，决定邀请李韶九前来发表演讲，并借此良机对他进行暂时性的控制。

张兴，血气方刚，未待李韶九现身，便毅然直奔军部，对其行径提出质疑。此举无疑是自投罗网。当得知张兴被拘禁的消息，刘敌即刻与梁贻迅速集结部队，将军部团团包围，成功解救了谢汉昌、张兴等人，并一举将暗中与李韶九勾结的军长刘铁超擒获。然而，李韶九却趁此良机巧妙逃脱，令人遗憾。

刘敌及其同仁对李韶九可能潜回富田，并对我省行委被捕的领导人实施报复的推测忧心忡忡。于是，他们迅速派遣174团的机枪连与独立营，展开了一场紧急的行军，目标直指富田。当夜幕降临，他们终于抵达目的地，迅速对省行委实施了严密的封锁。在红12军一排士兵手中，他们缴获了武器，并成功解救了段良弼等一批人员。尽管如此，陈正人仍未归队，而古柏、曾山等人则在夜色的掩护下，巧妙地避开了追捕。

夜幕低垂，段良弼、刘敌等领导迅速召集紧急会议。在会上，众人一致认定，李韶九的行动系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亲自部署，毛泽东被喻为“许克祥第二”。鉴于总前委可能派遣军队，为避免红军内部产生纷争，他们果断决策，令红20军西征，渡过赣江，进驻永阳。

12月13日的清晨，随着晨光的初现，段良弼、刘敌等来自不同领域的有识之士汇聚于富田广场，共同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会。在会上，被捕者详尽地叙述了被捕的全过程，并对李韶九的恶劣行径进行了深刻而激昂的控诉。

整个会场群情激愤，人们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并张贴了同样的标语。

自那时起，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以及众多关联机构中，数百名干部与红20军携手并肩，一同踏上了征程。他们的目标，是赣江之畔的吉安县永阳。

12月15日，段良弼、李白芳、丛允中等众多领导与嘉宾汇聚永阳，共同见证了一场旨在拓宽视野的盛事。在此次会议中，江西省行委的成立得以正式对外公布，段良弼同志亦荣获任命，担任代理书记一职。

会议提议，中央有必要考虑免去毛泽东所担任的总前委书记职务，“对李韶九予以开除党籍的严厉处分”，“并派遣丛允中、段良弼两位同志前往中央，就事变的始末进行详尽的汇报”，“与此同时，应运送200斤黄金及2万元资金至中央，以保障红军学校的资金需求”。

会议落幕之际，刘敌递上一封饱含真情的长函予中央，信中详尽地述说了事件的经过，并对个人失误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恳切地请求中央给予相应的处分。

1930年1月5日，段良弼肩负着数十两黄金以及一份详尽无遗、字数逾万的《富田事变前后详情》报告，踏上了他的征途。历经重重艰辛，他终于抵达了上海，与任弼时、博古两位同志重逢，并将所携黄金与报告亲自呈交党中央。

本报告对事件的经过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并对省与毛泽东同志之间的十个争议要点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在结语中，我由衷地表示：对于个人所犯的错误，我诚挚地恳请中央能够明确指出，并且我愿意无条件接受任何形式的处罚。同时，考虑到个人工作能力的限制，我恳请中央考虑，是否能够派我前往莫斯科进行深造。

在中央派员与他举行会面之前，段良弼早已洞悉时局微妙之变，随即悄无声息地退去，如幽灵般消逝于历史的长河之中。身为中共江西省行委的常委，他不幸中断了革命征程，幸亏侥幸，得以幸免于遭受冤屈之苦。

1931年新春之际，项英肩负着庄严的使命，莅临革命圣地，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借此良机，他顺利组建了苏区中央局。紧随其后，在1月25日，苏区中央局正式发布了《关于处理李韶九同志历史错误的决议》。

《决议》明确指出，经对李韶九同志过往工作业绩的全面审查，中央局认定其在肃反运动中存在严重失误，其失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党内存在的错误领导导向。李韶九同志未能有效抵御这种错误倾向，反而助长了其蔓延，甚至无视上级决策，擅自采取行动，由此引发了肃反中心论的极端错误结论。基于此，决议决定对李韶九同志实施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并安排其深入基层，参与群众工作。

不久之后，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位同志组成的中央代表团，简称“三人团”，自上海启程，于4月17日抵达江西宁都县青圹村。代表团传达了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宣布撤销了项的代理书记一职，并由毛泽东同志接任该职务。

依照中央政治局于3月28日通过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正式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主导的反革命暴乱”，随即成立由周以栗出任主任的审判委员会。

4月18日，遵循项英的指示，赣西南特委的领导成员们，连同参与关键决策的核心人物，毅然决然地横渡赣江，坚定地朝着青圹村的方向进发。

他们毫无察觉，中央代表团已悄无声息地抵达。项英的职务已被剥夺，原本旨在“化解纷争”的党内会议也已无法按时召开。中央代表团所做出的决定已无可动摇，他们即将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审判委员会也已组建完成。

步入青圹村的那一刻，他们便深陷于一片密不透风的困境。在公开审判的舞台上，无人敢承认自己是被指控的反革命AB团的成员。但伴随着会议的结束，所谓的“首恶”刘敌终究未能逃脱法网，最终遭受了极刑的惩罚。其他被俘的省行委领导人，亦纷纷步入了那同样悲壮的命运之路。

4月19日，在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位同志的带领下，苏区中央局向驻上海的党中央提交了一份汇报，其中明确指出，富田事变已得到妥善解决。

在猜疑与偏见的双重重压下，红20军的战士们依然在永阳地区顽强地与敌军展开了生死搏斗。他们与远道而来的红七军携手并肩，接连赢得了一系列辉煌的胜利。

不久之后，在苏区中央局的“三人团”的指导下，红20军接到了命令，开始了向兴国、于都等地区的战略转移。七月，经过一段充满艰辛与考验的行军历程，部队终于抵达了于都的平头寨。鲜为人知的是，这片土地竟见证了我们红20军悲壮历史的终结篇章。

晨曦初露，红20军的副排长及以上层级的高级指挥官们，遵照既定命令，立刻动身，向王家祠堂进发，参加一场紧迫的紧急会议。与此同时，事先部署的部队迅速对祠堂实施严密封锁。他们首先逐一收缴了在场军官的武器，继而对红20军军长萧大鹏、政委曾炳春等七八百名军官进行逐一捆绑。

不久，红20军的编制正式被撤销。众多被俘的士兵，不幸因被指控为“AB团要犯”或“反革命”的罪名，遭受了极其残酷的杀害。

红20军的余部，总人数达到两千余人，最终融入了红7军的行列。经过妥善处理富田事变并对红二十军作出明确界定后，一股“左”倾错误领导在全国各苏区掀起了史无前例的肃反狂潮，无数忠诚于革命事业的优秀青年，无辜地承受了残酷的迫害。

这正是中共历史上一段备受争议、至今仍众说纷纭的“富田事变”，及其处理全过程的真相。在解放之后，众多冤假错案均得到了公正的平反。然而，鉴于该事件中曾出现呼吁打倒伟人的口号，其处理始终未能得到妥善解决，这不禁令人感慨万分。

“富田事变”的幕后推手李韶九，在红军被迫踏上长征的1934年10月，毅然决然地选择留守江西苏区，继续与敌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遗憾的是，他在1935年春季的闽西战役中，英勇无畏地投身沙场，最终英勇献出了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