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维映：邓小平的第二任妻子，李铁映的母亲，长征时期的贺子珍接生者

1941年，苏联和德国之间爆发了战争。

希特勒的军队进攻莫斯科，苏联人民奋起抵抗。在这场战争中，一位来自中国的红军女战士不幸受到波及，在一次德军对莫斯科的轰炸中牺牲。

她是邓小平的第二任妻子，金维映。她是30位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之一，在长征途中还曾帮助贺子珍接生。

1904年，金维映出生在浙江舟山，她和邓小平是同一年。

金荣贵爸爸文化不高，只会在客店当个小职员。他一家四口的生活，全靠爸爸微薄的收入，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8岁那年，因为老家发生了饥荒，为了生计，金维映跟着父母离开了家乡，来到了定海居住。

她和妈妈、堂兄弟姐妹通过制作纸花和锡箔等祭祀物品来增加家庭收入。尽管家境贫寒，她还是有机会上了县里的女子小学。

小学校长沈毅是个爱国人士。在他的鼓励下，革命的种子在金维映的心中慢慢发芽。后来，金维映在沈校长的帮助下，考入宁波女子师范，毕业后回到定海女小任教。女儿成为老师，这让父亲非常高兴。

1926年10月，宁波的党组织到舟山来发展党员，思想积极的金维映加入了共产党，正式投身革命。她帮助组织成立了定海党支部，并成为了支部的负责人之一。

后来，金维映白天上课，晚上参加革命活动。她带领工人罢工，要求改善工作条件和增加工资；还组织当地的渔民和盐民反抗地主和恶霸的长期压迫，被人们称为“定海女将”。

1927年，蒋介石发起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量迫害进步人士。由于金维映在革命中表现积极，工作认真，也被国民党列入了黑名单。

在蒋介石头领的镇压下，舟山地区弥漫着一种极度恐慌的气氛。

金维映被特务抓进了监狱。幸好，她的战友和组织全力营救，不久后她就被救了出来。由于老家不再安全，她不得不离开那里。

有一天，她对父亲说：“我要去上海当老师了。”

爸爸一听，心里咯噔一下。他明白，女儿说去教书只是个理由，真正目的是参加革命。他静静地看着女儿，心里有千言万语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金维映与家人依依不舍地告别，没想到这一别，她再也没有回来过家乡。

到了上海，金维映加入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开始秘密地参与工人运动。那时的金维映才二十多岁，长得亭亭玉立，但不像一般少女那样羞涩，她的一举一动中透露出一股豪气。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呼她为“阿金”。

在上海工作的时候，金维映遇到了她日后的第一位丈夫邓小平。

1928年，邓小平和第一任妻子张锡瑗结为夫妇，夫妻俩感情非常好。然而，好景不长，结婚仅仅两年，张锡瑗在生孩子时不幸染上了产褥热。

因为那时医疗条件差，张锡瑗没能得到好治疗，几天后就去世了，那年才24岁。她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也跟着没了。

邓小平非常悲痛，但为了革命事业，他甚至没有时间安葬妻子和孩子，就急忙前往广西。临走时，他含泪请中共特科的同志李强帮忙安葬妻子。

1931年7月，邓小平获得了去中央苏区工作的批准。

现在，27岁的金维映已经是个有经验的女革命家了。恰巧，组织上派她去中央苏区工作，她和邓小平正好同行。

失去妻子和孩子的邓小平仍深陷悲痛，但金维映的热情和善解人意给了他不少慰藉，他的心情逐渐好转。

他们从上海出发，乘船经过广东的汕头，巧妙躲过了国民党哨兵的检查，秘密进入福建的永定，再向北经过上杭和长汀，最终到达了瑞金的叶坪。

这段经历让两个人在困境中互相扶持，彼此的心慢慢靠拢，很快就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还没到达苏区，这对心意相通的年轻人就结为了夫妻。

遗憾的是，这段恋情仅仅维持了不到两年。

在苏区工作时，邓小平先后担任了瑞金和会昌两县的县委书记，而金维映则先后担任了于都和胜利两县的县委书记，夫妻俩都十分忙碌。

那时候，蒋介石正集结了大约五六十万的军队，准备对红军的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金维映带领着新编独立团前往赣县，参与了抵抗这次“围剿”的战斗。

子弹嗖嗖地响，枪炮声震耳欲聋，金维映不顾自己的安危，亲自冲到前线，与敌人作战。警卫员拉着她的衣服，让她撤退，但她摇摇头说：“别说了，现在是什么时候！我不上阵，谁上阵！”

经过连续四天三夜的激烈战斗，红军终于成功击退了敌人的攻势。

在反“围剿”斗争最激烈的时候，金维映领导县委的成员们，积极动员大家参加红军。同时，她还为前线部队征集兵员和粮食，帮助当地百姓发展教育。她把全部的热情和精力都投入到革命工作中。邓公又何尝不是呢！

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夫妻俩不得不分居两地，难得见上一面。聚少离多，感情难免疏离，最终金维映与邓小平渐行渐远。

1933年5月，因为一些原因，金维映和邓小平分手了，结束了他们短暂的婚姻。

1972年，邓公回到了于都，沿着过去的路走了一圈，还向当地的干部深情地提到了金维映。在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也有不少地方提到了金维映，写到了父亲与金维映的相遇和分离。

1933年10月，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党中央号召苏区的人民加入红军，支持前线的战斗。

在革命的关键时刻，金维映担任瑞金突击队长，组织“扩红”动员。她走遍乡村，认真做好扩红和征粮工作。瑞金突击队成功动员了3200名新兵，征集了11200担粮食，为后来红军长征奠定了基础。

金维映的革命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得到了苏区领导的高度赞扬。

不久后，金维映被调到组织部的组织科担任科长，在那里她遇到了时任组织部部长的老革命家李维汉。两人渐渐熟识，感情也日益深厚，最终在1934年结为夫妇。

1934年10月，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此拉开序幕。

8万多人怀着沉重和悲壮的心情，告别了苏区的父老乡亲，踏上了漫长的长征路。金维映、邓颖超、贺子珍、蔡畅等30多位女红军也随部队远征。

长征初期，金维映她们加入了“红章纵队”，主要任务是进行宣传和招募新成员。

长征开始时，红军大部队连续突破敌人的几道封锁线。但是敌人紧追不舍，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飞机和大炮不断狂轰滥炸，很多同志都牺牲了。

直到红军进入云贵川的深山，才慢慢摆脱了敌人的追兵。

离开根据地后，由于缺少粮食，很多红军战士经常挨饿。在遇到战斗和急行军时，女同志的身体更是吃不消。

为了照顾那些身体不太好的战友，红军组建了休养连，金维映担任党支部书记。每次出发前，她总是忙个不停，给大家唱歌或者讲段快板，鼓舞士气；每到一个驻地，她又忙着安排大家的食宿。

金维映那种不怕吃苦、乐观向上的精神，打动了许多人。

1935年2月，红军成功穿越了赤水河，并攀过了白沙山。

真是巧了，贺子珍的预产期快到了。在红军长征之前，她就已经怀孕了，是毛主席的孩子。长征途中，她的肚子已经很大，只能躺在担架上跟着队伍走。

这时候，她的肚子突然开始阵痛。红章纵队的女同志们都自发地聚在一起，准备东西，准备为贺子珍同志接生。

贺子珍被抬进了简陋的茅草屋，两个小时后，终于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大家这才松了口气。环境极其艰苦，连包裹婴儿的衣服都没有，只好用白土布将婴儿包起来。

长征时，红军有个规定，行军时不准带婴儿。一是怕孩子哭声引来敌人；二是怕条件太差，养不活孩子。

最后，这个孩子只能交给当地的乡亲们照顾。

母女情深，贺子珍的心痛可想而知。她再次被抬上担架，随队伍前行。之后，贺子珍四处寻找这个孩子，可惜始终没有消息。她非常后悔，当初没有留下任何可以日后辨认孩子的线索。

不久，金维映也像贺子珍一样，经历了将孩子送给老乡抚养的痛苦。

红军长征的路上，最艰难的不是敌人的追击，而是爬雪山和过草地。金维映和蔡畅等人随右路红军从毛尔盖出发，他们的面前是广阔的草地，是千年积雪的雪山，是难以忍受的饥饿和寒冷。

同志们的衣服都单薄，雪山上的寒风把他们的脸冻成了青紫色。到了晚上，大家只能挤在一起，用身体互相取暖！

穿过雪山之后，他们就进入了草地。金维映和战友们在无边无际的草地上整整走了七天七夜。这片草地到处都是泥泞的沼泽，一不小心踩进去，就像是陷入泥潭，怎么也拔不出来。有些战士因为饿得实在没力气，走着走着就一头栽倒在地，再也没有站起来。

许多战友在翻雪山、穿草地的过程中献出了生命。

1935年10月19日，金维映和中央红军一起抵达陕北的吴起镇，这意味着长征的胜利结束。

金维映到陕北后，继续担任组织部组织科科长，而丈夫李维汉则是组织部部长。虽然在同一个部门，但夫妻俩聚少离多。

1936年9月，金维映在保安生下一个男孩，取名李铁映。为了革命事业，金维映不得不含泪把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寄养在当地一位农民家里。

直到1937年，金维映和李维汉的生活才安定下来。他们把孩子从老乡家里接回延安，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金维映因为长期劳累和艰苦的生活，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病痛缠身。

1938年春天，组织决定让金维映去苏联看病和学习。金维映不得不和丈夫以及不满两岁的孩子分别。

她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1938年5月，金维映等人抵达苏联的莫斯科，一边学习进修，一边治病养病。

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对莫斯科进行了突然袭击。在这次空袭中，金维映和刘群先不幸遇难。金维映牺牲时，年仅37岁。

金维映在苏联的最后时光，很少有人知晓。

据林伯渠的女儿林利讲述，她的身体状况一直不是很好，但学习态度却非常认真。有一次，她对林利说很想念留在延安的孩子们。过了段时间，她竟然整夜无法入睡，还抱着与她同住的蔡畅大哭，蔡畅也被她的情绪感染，陪着一起流泪。

金维映是在异国他乡牺牲的，当时消息来得太突然，国内的人并不知情。直到解放后，有从苏联回来的同志，才把这件事告诉大家，说她在敌人的炮火中牺牲了。

新中国建立以后，浙江舟山老家的家人一直在打听她的消息。

她为了参加革命，离开了家乡，与老家的亲人断了联系，这一断就是几十年。再加上她多次改名换姓，寻找起来变得特别艰难。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了女红军参加长征的故事，里面提到了一位来自舟山的女战士，名叫“金维映”。她的家人看到后，才和北京取得了联系。从那时起，金维映的革命故事才被更多人知晓。

1990年，家乡的人为了迎接久未归来的女儿，修缮了她的老宅。在岱山县的金维映故居里，有一个老旧的空木箱，这是她留下的唯一一件遗物。

金维映的一生充满了光彩，可惜他37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人世。

她的生命虽然很短，但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以及党的伟大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她无愧于“巾帼女杰”的称号，更是党和人民的英雄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