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出走延安事件详析

听闻李特、黄超遭受极刑的消息，张国焘内心不禁为之震动。王明受共产国际之命，从苏联归来，抵达延安后便摆出了钦差大臣与中共领袖的姿态。张国焘往昔曾遭受王明的排挤，因此对他的态度显得颇为冷淡。然而，王明对此似乎并不以为意。

在首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时，他未经与任何人商议，便擅自出示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拟议名单，并要求增补新成员。王明的这种专断作风，使得毛泽东和张国焘均感不悦。然而，鉴于共产国际的权威，他们还是不得不接受王明的提议。此后，王明依旧保持高姿态，与中央领导层进行一对一的交流。

在与王明和张国焘的私密对话中，王明触及了在草地上发生的那场激烈争论的核心所在。张国焘坦言：“除了对党中央政治路线的批评之外，实则是一场争夺军事领导权的斗争。”王明则反驳道：“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托派的暗中操纵。”他向张国焘透露：“李特和黄超便是托派分子。他们在迪化经过邓发的审问后，已供认不讳，承认自己是托派，并最终被处以极刑。”

张国焘听到他信任的部下竟被处决，痛心地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王明赶紧解释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张国焘再也忍耐不住，厉声指责王明把自己同志当托派来清除，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王明见张国焘神色愤怒，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说罢，他便急匆匆地走了。

自那日以来，张国焘的内心充满了惶恐，坐立不安。尽管他尚能忍受先前中央对他的斗争与批判，但王明的回归却在他的心底播下了死亡的阴影。他始终难以忘怀，1931年1月，在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何孟雄、林育南等同志正是在王明的打压与陷害之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在龙华惨遭杀害。他亦无法忘记，自己在鄂豫皖苏区大举肃反时，无情地夺去了众多红军将领的生命。若中央对他过往的罪行进行清算，其后果显而易见。自此，背叛革命的念头便在张国焘心中悄然滋生。

不久，王明便启程离开延安，赴武汉主持中共长江局的工作。在此期间，张国焘依旧担任边区政府的代理主席。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则全身心投入于指挥八路军作战，对张国焘的关注相对较少。表面上，张国焘显得悠闲自得，然而暗地里，他却积极寻找逃离延安的机会。

1938年4月4日，恰逢国共两党共同缅怀黄帝陵的时节。作为陕甘宁边区的代主席，张国焘莅临中部县，并在黄帝陵前与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进行了会晤。祭拜仪式落幕之后，他向随行人员透露，西安有要事需他亲自处理，遂请他们先行返回。随后，他仅携一名警卫员，乘坐国民党方面的车辆径直离场。抵达西安后，张国焘入驻了国民党的西京招待所，然而，他并未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建立联系。

4月7日，国民党方面安排了张国焘前往武汉的任务。张国焘随即联系了林伯渠，邀请他一同前往车站会面。在谈话中，张国焘对林老表达了一系列的不满情绪，并表明了自己意图前往武汉的决心。林老建议他先至八路军办事处商讨，但遭到了张的坚决拒绝。面对此状，林老只能返回办事处，并向中央及长江局紧急发送电报，汇报了张国焘的最新动向。

4月8日的拂晓，长江局收到来自中央及西安的急电。周恩来同志即刻与王明、博古、李克农等领导进行紧急磋商，决定先行一步，将张国焘同志迎接到长江局。他将这一重任托付给了李克农，并指令李克农携带机要科长童小鹏，以及副官丘南章、吴志坚，一同前往汉口火车站，静候张国焘的到来。

自西安开往汉口的列车每日仅有一班，他们耐心守候了整整三天，却始终未能一睹张国焘的踪影。直至11日傍晚7时，他们第四次迎来了从西安驶来的火车，既有在站口严格监视的，也有登车搜寻的。在最后一节车厢里，丘南章终于发现了张国焘的踪迹。李克农上车后，对张国焘客气地表示：“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特别派遣我们前来迎接您。”张国焘显得异常惊慌，而与他同行的两名特务，见李克农身旁有武装副官相伴，也心生畏惧，不敢轻举妄动。

李克农陪同张国焘乘坐小车前往长江局办事处，途中，两名特务一前一后，一人负责跟踪，另一人则去通风报信。张国焘执意要求在外住宿，坚决不愿前往长江局。无奈之下，李克农为他寻觅了一家小旅馆安顿下来，同时指派丘南章、吴志坚负责照看张国焘。当夜，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等长江局的主要负责人在李克农的陪同下抵达旅馆，与张国焘进行交谈。张国焘面露紧张，言语混乱，声称边区宛如“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却觉可惜。

王明不同他讨论这些问题，只是批评他不报告中央就出走的错误，希望他回办事处，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然而不管众人怎么劝说，张国焘就是不肯去办事处。最后周恩来要张打电报给中央承认错误，张国焘只好写了一个电报稿：“毛、洛：弟今晚抵达汉口，未事先告知便离队，深感抱歉。希望能于汉口安排一些工作。国焘。”他将电报稿交给周恩来，由其带回中央发送。周恩来对他说：“既然你已抵达武汉，那就在此等待中央的指示。”

周恩来等回到办事处后，即向中央报告并请示处理办法。12日中央书记处复电王明、周恩来等同志：“为表仁至义尽，我们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请照转。”电文是：“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弟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

周恩来紧握中央发来的电报，径直前往旅馆，向张国焘展示，并耐心地劝说他前往办事处暂时居住，承诺所有问题均可通过协商解决。但张国焘却并未作出任何回应，仍旧顽固地拒绝搬迁。周恩来给予他两日的考虑时间，然而很快便察觉到张国焘与国民党方面频繁通电话，毫无悔改之意。于是，在14日的夜晚，周恩来、王明、博古、李克农四人再度拜访张国焘，劝说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李克农巧妙运用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技巧，将张国焘半推半拉地塞入汽车，将他带回了长江局办事处。

迁至办事处后，张国焘频繁以各种理由外出。他屡次向周恩来提出，希望与蒋介石见面，并就边区政府的工作向其汇报。鉴于张国焘尚未被免职，周恩来不便直接拒绝，因此在16日上午陪同他前往武昌，拜访蒋介石。张国焘见到蒋介石后，便感慨地说：“兄弟在外漂泊多年。”周恩来立刻回应道：“你或许糊涂，但我不曾。”面对这一突发局面，蒋介石也难以多言，只是应酬了几句，便草草结束了会面。

返抵办事处后，周恩来对张国焘的立场动摇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张国焘情绪低落，回应道：“国民党无计可施，共产党亦无良策，我国似乎并无太多出路。”继而又说：“我深感消极，恳请允许我返回江西故里，家中尚有温饱可依。此后，我愿远离政治纷争。”当天午后，张国焘再次借口外出，周恩来便派遣吴志坚随行。

夜幕渐渐降临，张国焘在街头踱步徘徊，突然心生一计，想要渡江至对岸。正当轮渡码头的铁栅门即将缓缓合拢，乘客们陆续散去时，他猛地跳上了船，试图借此摆脱吴志坚的视线。但吴志坚早已洞悉了他的意图，紧跟着他登上了船只。抵达武昌后，张国焘断然拒绝返回，执意要在一家旅馆暂作停留。趁他休息之际，吴志坚迅速拨通了电话，通知了长江局。得知消息后，办事处立刻派人将他押送回汉口。然而，这次张国焘的态度异常坚决，拒绝妥协，办事处无奈之下，只得将他安置在太平洋饭店。

周恩来及同仁听闻吴志坚的陈述后，一致认定张国焘已决意背叛党组织。翌日清晨，周恩来、王明、博古三人联袂至酒店，与张国焘进行了一场至关重要的对话。周恩来向张国焘提出了三条选择方案：一、纠正错误，重返党籍，这是我们最期待的路径。二、向党组织请假，暂时休整一段时间。三、自行宣布退出党籍，党组织将正式宣布开除其党籍。张国焘明确表示，第一条方案对他而言绝无可能，但愿意考虑第二条和第三条。他恳请给予两天时间，以便作出答复。

周恩来等人的身影刚远去，张国焘立刻拨通了电话，急切地邀请军统局的高级官员戴笠来到饭店进行一场私密会谈，并郑重地表达了他对国民党的忠诚之意。军统局迅速作出回应，派出两辆汽车及数名特务迅速出动。其中两名特务上前，热情地与负责看护张国焘的丘南章副官紧紧相拥，而另一人则引领张国焘上了车。待张国焘乘车离去后，他们才缓缓松开了丘南章。丘南章返回房间，意外地发现了张国焘留给周恩来等人的留言。留言上清晰地写着：“兄长已下定决心选择第三条道路，现已转移至他处，恳请各位无需派人搜寻，务请牢记在心。”

丘南章即刻返回办事处，向周恩来等人进行了紧急汇报。当晚，长江局召开紧急会议，深入探讨研究此事。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份电报发给中央，详细报告张国焘背叛党的经过，并提出建议，要求中央公开宣布开除张国焘的党籍。4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决定，宣布开除张国焘的党籍。4月22日，《新华日报》公开发表了党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的全文。

四月十七日，张国焘在武汉擅自离开了党的组织。回顾张国焘在党内所犯的错误，其罪行令人瞠目。其中，最为恶劣的行径莫过于他在1935年公然挑起反对党和中央的斗争，自立所谓的“伪中央”，企图破坏党的团结与革命纪律，对中国的革命事业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在中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后，他始终心怀不满与猜疑。

在西安事变爆发之际，他坚决主张内战，对中央倡导的和平方针持有疑虑。这一次，未经中央的正式批准，他擅自离岗，前往武汉，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表示了不信任，对革命的未来深感失望，进而发起了一系列旨在破坏全国抗日团结及全党团结的行动。

尽管中央政府已采取多种手段，力图唤醒其意识，促其重返党的行列，但他却始终未曾表现出悔改的意愿，最终选择以书面形式自行声明退出党组织。张国焘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他长期秉持的机会主义错误发展到极端的必然产物。为捍卫党内铁的纪律，中共中央特作出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以公开通报。

中共中央所做出的抉择，对张国焘来说，无疑是一记沉痛的打击。他未曾预料到中央会如此果断地对他进行处理，因此匆忙给周恩来等人致信。在4月24日的信中，他这样写道：“连日来，我的住处尚未安排妥当，因此未能向各位兄弟致以问候之信。”

夜幕低垂，我在匆忙之中草就了一封书信，原本计划在今晨派遣专人递送。然而，令人痛心疾首的是，我在报纸上意外地发现了关于开除我党籍的公告。在此，我衷心恳求我们能够保持冷静与理智，就政治问题展开光明正大的讨论。纵使最终的决定不可更改，我仍期盼我们能够继续维系那份最纯洁的友谊。遗憾的是，中共中央已将张国焘逐出党门，自此无人再与他有任何联系。

从中央决定公布之日，在各级组织和部队中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和教育。同志们在短暂的震惊之后，对张国焘的叛变行为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和不齿。1938年5月5日，延安《新中华报》刊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七号命令，全文如下：

《关于撤销张国焘边区政府执行委员及代主席等职的决定》本政府执行委员兼代主席张国焘，于本月三日，受主席团委派前往中部祭拜黄帝陵。然而，他却未经许可擅自离职，行踪成谜。当前，我国正面临抗战的关键时期，张国焘此行严重背离了革命利益和纪律。鉴于此，本政府执行委员会经慎重研究，决定免去其政府执行委员及所有职务。自此，张国焘的一切言论与行为，本政府将不再承担任何责任。特此声明，主席林伯渠。

为彰显对叛徒的蔑视，此命令并未登上报纸的显赫头版，而是低调地置于第三版角落的广告栏中，占据了一小块不起眼的空间。张国焘长达18年的革命历程，自中国共产党初创之际便开始，终以“开除”之由，在人生画卷上画上了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