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相：党的总书记是如何被开除党籍的

新文化运动的始作俑者、“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在中共一大到五大，都是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一大称中央局书记，二大三大称委员长，四大五大称总书记。他作为党的总书记，正是奋发图强、干劲正浓的时候，为何会被撤职下台最终开除党籍，是谁将他拉下台和开除党籍的？

01、建中共，任总书记

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创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随即着手筹备建党的各项工作。次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首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陈独秀正身处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故未能亲自出席大会。尽管如此，鉴于他在党内的崇高声望、卓越的成就与非凡的才干，大会仍然推举他担任中共中央局书记，从而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中枢。自那时起至1927年7月，陈独秀相继担任了中共第二届、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以及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尽管在不同时期对他的称谓有所变化，但无疑，他始终是党的最高领导者）。

自中共创立以来至1927年大革命遭遇挫折，在这短暂的七年里，世事跌宕起伏，革命斗争既激烈又错综复杂。中共中央制定并实施的方针政策，各项革命工作的进展，以及与形形色色的新旧敌人的交锋，其中的功过是非、成败得失，无不与作为中央领导核心的陈独秀密不可分。

02、反共产国际指令

在中共早期领导岗位履职之际，他与共产国际陆续委派的代表，诸如维经斯基、马林、鲍罗廷、罗易、罗明纳兹等，有过共事的历史。然而，对于这些金发的外国“钦差”，他并无丝毫好感，尤其是对于那些脱离中国实际，盲目发号施令的行为，他感到极度不满。正是因此，这些使者纷纷向共产国际反映他的问题，这也为他党内地位的急速下降，乃至被开除党籍埋下了伏笔。

“他们的赞同与否，并无实质性的影响！我们亟需依靠中国人民的力量来建立党组织，中国的革命同样需要由中国人自己来引领，我们在投身工作的同时，亦应积极参与革命事业。”在上海抵达后，陈独秀接手了中共中央局书记的职务。

“自从第三国际派遣至中国已过一年，所费已达二十余万金币，然而成果寥寥，中国同志似乎过于懈怠于努力。”

陈独秀随即与马林发生争论，反驳称：“实际上，我们没有调用如此大量的资源，其中一半是被第三国际的代表团自行占用，他们居住在洋房、享用面包，怎能有诬陷别人的嫌疑呢？”

陈独秀对张国焘提出质疑：“为何你要向马林提交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预算及计划？而且你还擅自制定了员工薪酬，这样的行为难道不是将革命简化为雇佣劳动了吗？我们应承担革命的责任，所有党员应无偿奉献于党的使命，这是我们不可动摇的立场。”

在数场党内会议上，他明确指出：“我们不应过度依赖第三国际，亦不可盲目遵从马林的指令。纵然马林自称为共产国际的使者，但究竟能否代表共产国际尚存疑问。若我们未采纳他的建议，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意志。”

03、拒共合作

在此次紧张关系之中，马林亦难以完全置身事外。接到共产国际的指令，关于在中国、朝鲜、日本选拔代表参与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安排，马林未事先向中共中央咨询，亦未与陈独秀进行充分沟通，便擅自派遣了自己所任用的中共翻译张太雷前往日本履职，且要求张太雷对党内其他同志保密。这一举动激怒了陈独秀，他视马林的行为为不负责任，近乎胡乱行事，并认为这是对中共中央权威的严重轻视。陈独秀明确表示不愿与马林会面，并计划向共产国际提出申请，以解除马林的代表职务。

“中国革命根植于独特的国情，当前亦无需对外寻求经济援助。中共的运作，亦不须对国际事事依赖，我们拥有自足的独立性。”马林听后，心中愤懑难平，无言以对，两人的首次会面便在尴尬的氛围中告终。

张太雷在马林与陈独秀之间来回穿梭，竭力试图说服后者。一日，他援引马林的话语，劝诫陈独秀道：“全球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均在共产国际的引领下展开，我国亦然。”陈独秀若对此置若罔闻，自是无妨，然而听闻此言后，他勃然大怒：“各国革命自有其独特的国情。我们应依据自身的实力行事，绝不能受到他人的操控。我可以选择不参与，但绝不允许头顶上悬着共产国际这顶沉重的帽子。”在大革命遭受挫败后，陈独秀几乎独自承担了所有的责任。

04、拒绝去苏联、“八七”会议下台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然而共产国际的代表罗明纳兹却未能被邀请与会。这导致他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最终他只能与黄文容、汪原放等同仁一道，踏上前往上海的航程。在这段旅途中，他的脸色如同铁铸，嘴角紧绷，几乎不语，偶尔流露出的言语也显得格外稀少。

“您似乎有误，我前往莫斯科的目的并非是为了研究中国革命。难道我们研究中国历史，是国人更为了解，还是外界更为熟悉？您似乎认为在探讨中国问题时，我们还需依赖外国专家。然而，对于外国事务，难道我们也要向中国人寻求意见吗？难道中国人真的能够理解外国的问题吗？”

自八七会议画上句点，陈独秀果断地离开了中共中央的领导行列。他的心情愈发沉重，情绪亦变得消极，日复一日地隐居于上海的一角陋室，专心致志地研究中国文字的拼音化与音韵学问题。

05、入托派，遭除名。

1929年春末夏初之际，陈独秀意外地从归国的托派留学生手中得到了一批托派文献。他惊喜地发现，自己长久以来的观点竟与远在莫斯科、素未谋面的托洛茨基不谋而合。这仿佛为他指引了心灵的归宿，他逐渐开始接受托洛茨基主义。自陈独秀采纳托派立场起，周围迅速聚集了一批志趣相投的同志，他们开始在党内秘密策划，对中央的决策进行反对和分裂活动。

1929年8月5日，陈独秀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封篇幅达1.5万字的信函，信中对该党八七会议及六大以来的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迫切呼吁党内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公开的辩论，旨在通过推行托派路线，取代六大确立的方针。

中共中央多次对陈独秀及其所领导的派别发出警告。在8月28日，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使者约谈陈独秀，明确指出他不应发表与中央立场相违背的观点。但陈独秀却置若罔闻，声称“我不再应受常规组织纪律的约束”。至此，陈独秀已对任何劝诫置若罔闻。

“同志们应探寻方法，将斯大林自这一领导岗位上调离。”尽管当时斯大林正稳固地坐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之位，但陈独秀对此却显得毫不畏惧。

平心而论，陈独秀个性独具一格，这也使得他缺乏政治家应有的灵活性，特别是对权术的运用，他抱有极深的厌恶。他的优点与缺陷都显露无疑。此类性格似乎并不适宜于肩负政治家的重任，但历史却将他推向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他气宇轩昂，目光锐利，满怀革命与开拓的豪情。在面对自己认定的政治方向时，他总是毫不犹豫，勇往直前；但若误入迷途，他那刚强的性格便会转化为固执己见，难以逆转。

鲁迅，这位性格刚毅的文学家，曾对陈独秀的执拗态度有过一番评论：“每当争论激化，他总是激情满怀地捍卫自己的观点，若有人坚决对立，他甚至会勃然离席，扬长而去。”鲁迅进而以比喻形容：“若将策略比作一座仓库，陈独秀先生的行为便是竖起一面旗帜于外，上面醒目地写着‘内藏武器，来者须谨慎！’然而，那扇门却敞开着，仓库中仅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无需多加忧虑。”鲁迅用锐利的笔触，剖析了陈独秀在人际交往和事务处理上的独特风格。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开除陈独秀的党籍。